📝📝:可以請 AI 替你道歉嗎?「情感外包」讓關係中的重要他人缺席

鋼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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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在「外包情感」時,可能同時放棄了某種不該放棄的價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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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封被痛罵的郵件

2023 年春天,密西根州立大學(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)發生校園槍擊案。事後,田納西州的范德堡大學(Vanderbilt University)寄了一封信給全校師生,呼籲大家團結一心,重申對彼此的關懷與包容,並說要藉此告慰受害者。

信的末尾附了一行小字:

這段文字改寫自 OpenAI 的 ChatGPT 語言模型。

署名是三位校方人員,結尾敬語是「Warmly」。

接續的反應很激烈。有校友說,這是一種病態而扭曲的諷刺:你要電腦替你寫一篇談「社群與團結」的訊息,只因為你不願花力氣自己想一想。隔天,簽署者之一再寄一封信道歉,承認用 AI 代寫哀悼訊息是「判斷失當」。

這件事常被當成「科技使用不當」的案例來討論。哲學家 Kelly Weirich 與 A.G. Holdier 在即將刊於《哲學季刊》(The Philosophical Quarterly)的論文〈Emotional Outsourcing〉中,主張這個反應背後有更深的東西:

我們在「外包情感」時,可能同時放棄了某種不該放棄的價值。


情感外包的四種分類

作者提出「情感外包」(Emotional Outsourcing)這個概念:

把一個典型上用來表達情感、或涉及人際承諾的過程,交給另一個人或實體,由對方代為完成。

為了描述這個結構,論文區分了四個角色:

  • 行動者(agent):想向對方表達情感的人,在范德堡案中是校方人員

  • 代理者(surrogate):實際生成文字內容的一方,也就是 ChatGPT

  • 對象(subject):情感表達的接收者,也就是全校師生

  • 產物(artifact):代理者產出、行動者用來表達的文本,也就是那封郵件

作者限定了他們關心的情境:具有關係性(relational)、個人性(personal)、溝通性(communicative)與生成性(generative)。也就是說,內容是為特定對象、在特定關係中、由代理者實際生成的。

「代理者」也不同於「傳話者」(messenger)。請朋友幫忙遞送一封自己寫的感謝信,朋友只是傳話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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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如果信是別人寫的,無論寫的人是聊天機器人、代筆者或朋友,都構成外包。這與信寫得準不準確、行動者簽名時多真誠無關。作者特別強調,這是描述性的概念,談的是文字的來源,而不是對錯。

論文還強調,外包不等於 AI。市售現成的賀卡、一群朋友替你想出回覆新對象的訊息,都在同一個概念底下。作者因此刻意把 AI 的責任歸屬、AI 是否具有人格這類爭議放到一旁,專心處理「外包這個過程」本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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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包本身不是原罪

如果把這篇論文讀成反科技宣言,就誤解了。作者明說:

外包並非天生不道德。

論文舉了幾個例子。在情書裡引用聶魯達(Neruda)的詩,可以讓人更完整地捕捉自己的感受。寄一封搞笑的歌唱電報給伴侶,可以是真切的關懷。有仿說症(echolalia)的人,會重複別人說過的話或熟悉影視作品的台詞,並賦予它個人意義,用這種方式邀請對方進入自己看待世界的方式。

這些都不是逃避責任,而是用手邊可用的工具真實地參與關係。因此,作者提出另一組區分:

  • 失和外包(dissonant outsourcing):削弱關係的外包,范德堡案是代表

  • 共鳴外包(resonant outsourcing):與當下溝通和關係脈絡契合,反而支撐關係的外包

兩者的分野,取決於外包的頻率、個人意義的重量,以及外包在整體溝通中所占的比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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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心診斷:缺席者問題

論文最核心的主張,是「缺席者問題」(the missing person problem):

在令人深惡痛絕的外包案例中,行動者沒有以這段關係所要求的方式關注對象,有時甚至根本沒有人關注過對象。

假設,崔斯坦(Tristan)要在母親的告別式上致悼詞。

如果他自己寫,他得翻找記憶,挑出一個足以代表母親的片段,再將其整理成文字,同時決定強調母親的哪些特質。崔斯坦關注的不是「母親」這個類別,而是他那位獨一無二的母親。

如果他請大型語言模型(LLM)代寫,即使提供了一些細節,缺席的卻有兩個人:

  1. 崔斯坦缺席 — — 他沒有親自經歷「怎麼把悲傷說出口」的過程。

  2. 母親缺席 — — LLM生成悼詞靠的是「母親」與「悼詞」的一般模型,並不認識她。悼詞再貼切、再動人,也不是真正「關於她」的文字。

作者借用 Iris Murdoch 的《善的主權》(The Sovereignty of Good)來解釋這種失落。Murdoch 反對把道德生活看成一連串瞬間的、單薄的抉擇,主張道德生活的內容是日常中持續不斷的「注意」(attention)。她將其描述為:

a just and loving gaze directed upon an individual reality
 一種公正而充滿愛意、投向某個個別真實存在的凝視。

在作者看來,外包悼詞可能讓結果「過關」,但崔斯坦錯過了以愛意關注母親的機會,把本該豐厚的經驗縮減成一件情緒上乾癟的待辦事項。

作者也承認參與有程度之分。若行動者透過多輪修改深度參與,缺席的程度就會降低。重點不在文字由誰敲出來,而在行動者在多大程度上參與了構成其人際關係的活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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失去的東西1️⃣:關係財

第二層論證,從「關係財」(relational goods)出發。

關係財是人際關係的構成要素,隨著關係中的持續互動自然產生,例如團結感、社群感、歸屬感、被愛與被認可。它們只在特定的關係裡才存在,是關係「獨特地生產」出來的,而不只是被「促成」。

作者的論點是,這些善是不可替代的(nonfungible)。

可替代(fungible)的東西可以彼此互換而無損,例如買咖啡時,用哪幾張一元鈔票都沒差。但人不是這樣。作者舉了一個例子:一位父親和某個女兒約好吃午餐,結果出現的是另一個同樣深愛的女兒,儘管兩場午餐同樣有價值,卻是本質不同的兩件事。

由此,外包造成的損失是:

那些原本會在「親自寫」的過程裡產生的關係財,根本沒有被生產出來。

作者用一個道歉的案例說明。小芮(Rue)寫信向伴侶瑪麗亞道歉。

小芮親自寫的時候,必須坐下來面對自己的行為,培養理解、悔意與改變的決心,也必須自己劃定承諾的範圍,而這些正是道德修復的基礎。一旦外包之後,即使小芮的道歉出於真誠,我們也無從確定背後的情感工作做了沒有。

作者進一步指出,問題不只是「沒有人真的感受到」。就算代寫的是認識逝者、且真的在寫作過程中感到悲傷的人,那份悲傷也不是崔斯坦的悲傷。作者的說法是:只有小芮能為小芮的悔意所苦,如果崔斯坦把悲傷外包,崔斯坦就並沒有真正在悲傷。

作者也補了一個重要限定:

失和的程度取決於關係的個人性。

收銀員由誰來擔任,對我的體驗幾乎無關緊要,但在週年紀念日與我共度的人是不是我的結婚對象,則非常要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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失去的東西2️⃣:互惠與身分

第三層論證從個人身分(identity)切入,指的是「我是誰」這種由價值與特質構成的意義,而不是數字上的同一性。

作者引用 Hilde Lindemann 的理論:

我們彼此「承接」(hold)在各自的身分裡。

這個過程有四個階段:心理活動、表達、對方的認可(recognition)、對方的回應,合起來就是互惠(reciprocity)。例子包括:

  • 孩子舉起雙手,父母把他抱起來,傳達的是「你跟我在一起,這個孩子是我的」。

  • 一位學生搞砸了作業,向來嚴格的教授只給一句「再試一次」,傳達的是「你屬於這裡,我沒有放棄你」。

  • 一位剛出櫃的非二元性別者在群組自我介紹,朋友們一起更新通訊錄並用愛心符號圍住新名字,傳達的是「你是我們的一份子」。

放回外包的脈絡,作者舉了一個例子:

連恩(Lennon)請 LLM 寫情書給艾瑪(Ama)。

即使他坦白用了機器,艾瑪也不介意,問題依然存在:

連恩沒有在過程中真正「認可」艾瑪的獨特性,他連看都沒看。

如果「認可」階段缺席,那後續的「回應」算不算得上是回應,也成了問題。連恩的錯誤不是「努力不足」,而是把艾瑪當成可替代的個體來對待,這是性質上的不同。

有人可能會好奇:

逝者既不能聽也不能回應,哪來的互惠?

作者的回答是,身分工作在死後仍在進行。崔斯坦仍是母親的兒子,他透過記起母親的獨特性來維持這個身分。逝者的社會性身分,在死後完全掌握在生者手裡,所以在某種意義上,好好記得她反而更重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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愛就是行動本身

最後,作者把前面的線索收斂成一個更根本的主張:

被外包跳過的那些過程,本身就是愛的行動。

我們習慣把愛想成被動的狀態,「墜入愛河」、「被丘比特之箭射中」。但 Murdoch 說的愛,是一種對他者的主動的、想像性的承認與尊重。論文最精煉的一句話是:

“The loving is the doing.”
 愛的本質在於「做」的這個過程。

愛不是寫出來的信,也不是被接受的道歉,而是整個過程本身。

作者並不只批評偷懶,也點出一種反諷的心態:追求「功能上的完美」,例如叫聊天機器人寫一封漂亮的情書,其實是一種貶低所愛之人的完美主義。

你無法透過這種方式得到完美的關係。你也無法「既愛一個人,又對自己在維繫關係的工作中缺席毫不在意」。


什麼時候外包是「共鳴」的

既然外包不全然是壞事,那「共鳴外包」又會是什麼樣子?

作者舉了其中一位作者自己的婚禮誓詞。誓詞裡有傳統的語句:

「無論富有或貧窮、疾病或健康,直到死亡將我們分開。」

使用這些傳統語言,並不妨礙她認真地對伴侶說出誓言。相反地,它帶來了即興與個人化所無法提供的意義。同樣,宗教禮儀中的禱詞、國家的效忠誓詞,都讓說話者透過參與一個跨越世代的語言實踐,不只連結對象,也連結代理者,也就是這些詞語的來源。

這類外包是對群體的有意識的投入,是「為了參與群體而讓渡個人性」。作者因此認為,共鳴外包的可能,反而佐證了他們的診斷:

問題從來不是「借用別人的話」,而是「沒有注意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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鋼哥從物理到電機工程再轉到資訊傳播,最後落腳在社會學。衣櫃拿來當書櫃擺的人。我常在媒介生態學、行為經濟學、社會學、心理學、哲學游移;期盼有天無產階級可以推倒資本主義的高牆的兼職家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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