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十年》回望｜導演監製十問十答 周冠威：我早把「聰明」焚掉 蔡廉明：如果沒傘運⋯
文｜集誌社記者
被喻為「神預言」的港產獨立電影《十年》，不僅開創香港電影史很多可一不可再的紀錄，在部份港人心目中，更是時代標記之一。《集誌社》記者借著《十年》踏入十週年重映，以十個問題與《十年》監制蔡廉明，和導演之一周冠威，一起回顧《十年》的誕生和經歷，反思《十年》對香港的意義。也從電影人的角度，細訴他們對香港電影業這十年改變的所思所想。大家是否把《十年》神化？
問題一：《十年》某程度上成為港人的集體回憶，是時勢造英雄或是大家把《十年》神化？
蔡廉明：《十年》在2015年面世，是在雨傘運動之後一年。雨傘運動是香港人首次的經歷大規模社會運動，讓不少港人初嚐催淚彈的滋味，也讓造成很多的運動後創傷。在2015年時的香港，社會氣氛很沉寂，滿載著傷痛。
《十年》雖然不是直接談雨傘運動，但由五位經歷過雨傘運動的香港導演，用五個獨立故事，以不同的角度看香港未來，這種戲劇的力量，給予港人對未來的想像空間，使部份人從而得到安慰和療癒。
《十年》被看成是「神片」般的存在，是結合了天時、地利、人和，與當時的香港社會緊扣在一起，給予電影超越電影的本身意義，成為香港人的集體回憶。我相信如果沒有雨傘運動，《十年》製造的社會共鳴感會與現在大不同。《十年》可以拿到金像獎，也是無人想過、「有今生無來世」的紀錄。
周冠威：香港以往也有不少政治題材的電影，如張堅庭的《表姐你好嘢》和許鞍華的《投奔怒海》，甚或是周星馳的《國產零零漆》，這都是用曲筆或象徵的方式，抒發當時香港人對大環境的情緒。但《十年》不同，是赤祼祼用電影，直接觸撞禁忌，討論香港面對政治壓迫和香港人對未來的憂心，所創造的討論和思考空間，對當時的香港人來說更為珍貴。
《十年》的另一特別之處，是把看《十年》變成一場社會運動。電影上映六星期便不能再放映，轉為在全港舉行幾百場的社區放映方式播放，這件事已是香港電影史上的一個紀錄。
還記得當年在沙田新城市廣場的社區放映會，樓梯已坐滿人，但有很多人寧願坐在銀幕的後面，不介意畫面反轉、不介意要坐在喇叭旁，要邊看邊用手掩著耳朵，仍是要坐著在看畢全場，同樣的場面在不同區都有發生，看《十年》也變成社會現象。我們在十年後重看《十年》，不僅是在看電影的本身，也是在回顧這段香港人一齊經歷過歷史，是在重看我們的歷史。
重溫《十年》，會給自己的作品多少分？
問題二、外界給予《十年》如此高的評價，作為參與者，十年後再重溫《十年》，你會給自己的作品多少分？真的沒有地方可以扣分嗎？
蔡廉明：作為監製，我一定要給滿分。單純從性價比來說，《十年》已是拿到滿分的製作。我們只有 50 萬資金，能找到五個導演參與拍攝，拿到金像獎和 600 萬票房，這個成績應該已足夠拿 100 分。當然，《十年》獲得的高評價，不僅是有性價比，而是能為近乎年輕導演搭建一個自由創作的平台，一起去講關於香港未來的故事，時至十年後的今天，電影仍有迴響和力量，這個效果已遠超我們可以給的分數。
這幾天電影在台灣有三場的重映，不少觀眾也有批評《十年》在拍攝上的不足之處，製作上相對其他商業電影的確是有不足。不過，我們用故事內容挽回製作上的不足。
周冠威：我已十年沒有看《十年》，作為一個對美學的追求的人，重看《十年》的確有很多不滿和有痛苦的感覺，不禁會去想，如果當年有更多的資源，我能更聰明一點，作品一定會更好。但美學和製作都不算太合格的《十年》，卻能得很多人愛戴和擁護，出現這種超強的反差感，正是因為社會需要《十年》作為一個渲洩口，這種需要也是大家好評《十年》的原因。
為何對《冬蟬》特別有感覺？
周冠威：重看《冬蟬》的心情，我想起作家廖偉棠解釋為何當年會反對《十年》的一段話，因為抗拒電影中呈現的現實有機會成真，所以抗拒這部電影。某程度我也有這種心態，當年抗拒《冬蟬》帶出的絕望感，因為在 2015 年時，我們還未致於要如此絕望，所以我對《冬蟬》有抗拒感。但到了 2025 年，當大家已經歷了很多，甚至看過更壞的情況，我們親歷過《冬蟬》帶出的絕望，我也不再逃避和抗拒，找到了共鳴。
蔡廉明：《冬蟬》故事主軸是講述菜園村的保育運動，當年保育政策的問題，讓很多人的家園被拆至支離破碎。在2015年《十年》初上映，關注保育人士已對《冬蟬》有很大的共鳴。在十年後的今天，《冬蟬》講述的狀態已漫延至全香港，所以作為香港人，共鳴感會更為強烈。我相信是因為香港經歷這十年的改變，不僅重看《冬蟬》會有感，重看其他幾個故事，大家會有更深刻的感受。
如可拍《下一個十年》，想呈現怎樣的香港？
問題四、如果可以拍《下一個十年》，你還想拍嗎？想呈現一個怎樣的香港？
周冠威：如果有《下一個十年》，我一定會拍。我希望可以用電影為香港作紀錄，把歷史的傷痕一一修補。所以《下一個十年》的故事主題，不會是「不想看見的未來」，會變成「我想看見的未來」。故事的第一幕是我拖著我的兒子和女兒，走入電影院，看到《十年》，還有《時代革命》在公開放映，再跟子女細說香港的過去，讓下一代明白香港人的努力和淚水，背後存在的意義。
蔡廉明：如果我拍《下一個十年》，我想拍一個流散到不同地方香港人，一齊回到香港的故事。這幾年有很多人移民離開，到世界的不同角落居住。很多離開的人都和我一樣，經常會想念香港，希望可以回到家鄉。我想用這個故事 ，讓大家保持對回家的盼望。
有沒有無試過，不能拍攝某些題材？
問題五、我們從《十年》的話題帶到香港的電影業。過去十年，你們有沒有無試過，想拍攝某些題材，最後被告之不能拍？
周冠威：電影本身是一個好大的 Project（項目），涉及好多制度和人事關係，本身是一個非常自我審查的行業。很多電影人根本不會刻意去試那條「紅線」，不會找有機會被否決的題材。
我相信其他人不會有人告訴你，有什麼題材被要求不能拍攝。但我可以告訴你，我的新作《自殺通告》就是一個例子。我在談教育問題，與政治無關，但在香港難以找到學校拍攝。找了幾間中學和十多二十位個知名演員。只要聽到我的名字，資金和演員都會不和我站在一起。這種「不能拍」不是題材問題，是對人不對事的問題，我因為無法在香港拍攝，才要轉移到台灣完成。
蔡廉明：對獨立電影製作來說，決定作品能否開拍，不是題材的問題，錢從何來才是關鍵。以前遇到有好的題材，即使再難籌集資金，我們還可以嘗試申請香港電影發展基金的資助，《幻愛》就是一個例子，但今時今日已此路不通。
現時就算有再好的題材，只要看見申請人是周冠威，一定不獲通過。即使是我，只是做過《十年》的監製，現在用「蔡廉明」的名義去申請，也不會拿到任何撥款。其實不只我們，已有不少導演無法申請撥款，這份隱影的黑名單，已是業界的公開秘密。這種情況在一個健康的制度下，是不會發生和存在。
你們是否不夠聰明？
問題六、導演杜琪峰曾在一個訪問說過，電影人「要聰明一點去走自己的創作路線」，「不想撞到紅線，就不要講太多香港關於政治上的事，可以講愛情和親情，或者拍動作片」，你們是否不夠聰明？
周冠威：《一人婚禮》和《自殺通告》已沒有政治元素，或許這就是「聰明」的做法，但我也得不到電影發展基金的申請回覆。因為香港已是一個對人不對事的社會，我再聰明都不能獲得政府和電影公司的資金。從另一個角度看，如果我「聰明」，就不會去拍《十年》和《時代革命》，我早在十年前已把自己的「聰明」焚燒掉了，這就是我的選擇。
蔡廉明：我們是電影人，我們關注社會的現象，但我們不是 activist（社會活動者），不會只拍攝政治議題，但拍其他題材同樣遇到找資金難的問題。好像近期我在做關於移民的故事，要在海外找資金開拍也非常困難。在艱難的環境下，大家都會盡做，不斷去嘗試。所以獨立電影難開拍，是大環境的問題，不是題材的問題。
近年香港電影人只拍「講慘片」？
問題七、有專欄品評香港電影業的問題，是在於近年香港電影人只拍「講慘片」，是否有這樣的情況？
周冠威：「慘片」不一定是負面和不好，最近也有「慘」劇大賣例子，「破地獄」的故事很慘，也吸引很多人看，我也有入場看。我相信，香港電影不是特別想「講慘」，也不是全部在「講慘」和「賣慘」，還有很多的題材在開拍。不過，電影人真心關懷香港社會，想拍多一點這類題材也不是壞事。
蔡廉明：講社會議題的電影和商業電影有兩種不同的市場。近幾年不少新導演都是書院派出身，他們較多想探討較社會性和人文關懷的議題，社會上也有很多好多題材有待被發掘，但這類製作能拿到的資金不會多，製作規模也有限，感覺上是「慘」。香港商業界也有不少大製作，像《九龍城寨》和《焚城》，但這類大製作多數是合拍片，與獨立電影是很不同的市場。
為何不拍霸道總裁呢？
問題八、霸道總裁之類的題材，在南韓和中國開拍都大賣，為何香港無人拍呢？周冠威為何不拍霸道總裁呢？
周冠威：什麼是霸道總裁？我無看過，不知道是什麼。
蔡廉明：哈哈，葉念琛有拍過，留給他拍吧。
周冠威：百花齊放，已有人拍了，就不需要我去拍，無人拍的題材就交給我。
周冠威還可拍電影，就代表香港和香港電影業都無問題？
問題九：好多人都用周冠威做指標，有說法指周冠威還可以拍電影，就代表香港和香港電影業都無問題？是這樣嗎？
周冠威：我的遭遇就代表香港電影業界有問題。已 60 多天，過了很久的時間，我還在等待《自殺通告》的電檢結果。拍攝期間，我找了10幾、20間中學，沒有一間中學願意借場地給我拍攝，有人表明原因是因為我拍過《十年》和《時代革命》。以前香港電影和合拍片的分別，在於兩地的審查制度不同，香港是自我審查，內地是官方審查。
在2015年拍《十年》時，香港還是停留在限制自由和自我審查的層次；十年後的2025年，因為有《國安法》，所有電影電檢時，都要加入國安元素作考量，現在所有香港的電影與內地的一樣，都要經過官方的審查。
蔡廉明：不只是周冠威，還有好多例子去說明香港的問題。例如：舞台劇界有莊梅岩，音樂界有何韻詩和黃耀明等，說明香港創作的空間被收緊和蠶蝕，不僅發生在電影界，還有文化和藝術界。如果《自殺通告》不能通過電影在香港上映，會是多一個例子告訴外界，香港的問題再被深化。
你希望十年後的自己是怎樣？
問題十：雖然難以預測十年後會發生什麼事，但你希望十年後的自己是怎樣？十年後還在拍電影嗎？
周冠威：我是一個電影人，也是一個基督徒，除非上天給我不可抗的命令，要我領受轉做其他的事，不則我相信十年後，我還是會繼續拍電影，我想繼續拍電影。
蔡廉明：雖然我現在在加拿大開了咖啡店，但我仍然熱愛電影，再艱難也希望十年後我還是在參與和電影有關的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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