憂鬱症與個體的共生關係：Andrew Solomon 《正午惡魔》

「寫書探討憂鬱症時，要避免將憂鬱症美化或妖魔化都很不容易，從某個角度而言，兩種錯誤我都犯了。但也許這樣的寫法才是最誠實的寫法。」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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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有被貼上的標籤，都是個人與社會不斷鏡射而成的最終結果。
憂鬱症是我再熟悉不過的標籤，它是我的一面面向、一面真實，一個拿來觀看外界的稜鏡。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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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olomon 描述憂鬱症的糾纏有如緊緊繞著樹幹、吸取養分的藤蔓；憂鬱症纏繞自我意識與認知，侵犯每一個生活空間，把個體榨乾取盡。然而許多情況下，藤蔓與樹幹是共生關係，如同憂鬱症與個體。共生，因為每一次的重新振作，意味著多一次機會在傷痕累累的蓊鬱中找出共存的策略。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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憂鬱症就像是在時間軸的切片與切片中等待下一次的再見。我傾向認為，等待是為了讓自己做好準備。​我兀自猜想，憂鬱症的人或許比較能理解人們口中的樂觀或悲觀，不過是些沒有被清楚定義的感受性贅字而已。真實、或前述所言的稜鏡映射，都期待可以被串連、被歸因、被收納，且並不帶樂觀或悲觀色彩；解構與分析，是我在憂鬱症學會最重要的謀生技能。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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​Solomon 提到，透過知識的獲取，讓他通往接受憂鬱症的自由。而我由衷同意。不斷復發讓我習於透過閱讀去滿足對知識的渴望，多瞭解一點點，會不會就更能夠理解自己與他人？精神分析學派也好、精神生物學派也罷，你該如何醫治人類的心靈？心靈是可以被現代科學醫治的嗎？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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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如何理解憂鬱症，將投射出社會對憂鬱症的宣判與解讀。​​

從歷史、政治、族群、生物性、社會環境等各角度拆解，可以一窺憂鬱症的部分樣貌：哪些儀式性讓病人願意進入社會醫療體系？科學與醫學的「大腦時代」正在往什麼方向走，意味著研究經費獲取與政治遊說的可能性，而這當中又存在著藥廠的獲利計算，我們該將人命放置於天秤的哪邊？我們現在所使用的藥物，劑量是合理的嗎？成癮性該如何解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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憂鬱症患者所服用的藥物基本上是立基於現代醫學與生物學的詮釋，現行理想療法通常是藥物與談話治療（諮商）並行。但不是每個人都可以負擔諮商，以台灣來說，諮商資源雖然不至匱乏，但也說不上豐富，更是所費不貲；因此在身心科入健保的前提之下，多數人當然優先選擇服用藥物。藥物成癮性與依賴性一直為人詬病，常見的臆測「西藥傷身」觀點（不論是否立論正確）在患者身邊的親友對談儼然已成標配，藥物所帶來的副作用更是令人避之唯恐不及。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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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然療法（運動）或是另類療法（中醫）等規勸自行停藥的說法大行其道，不過，以腦科學的研究來看，藥物運作的原理是刺激或平衡大腦特定區域功能，讓特定傳導物質維持平衡，進而平穩患者情緒與降低干擾；若自行停藥，等於放任傳導物質失衡，反而可能提高憂鬱症再度復發的機會；而長期反覆的後果，則是在未來可能增加腦部產生病變的風險。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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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外，在政治篇中提到，因為對腦科學的知識有限，造成藥廠與研究機構願意投注在憂鬱症研究的資源，與開發其他藥物能夠獲得的利潤有所拉扯，導致研究與開發因獲利或評估不足無法推進更進步或創新的研究。醫療與科學研究同時間也影響著遊說團體與智庫，而智庫則與政策制定環環相扣，進而直接影響醫療資源如何分配、以及社會如何看待身心疾病。政策搖擺與資源分配，將讓最有醫療需求的群眾受到最直接且最嚴重的傷害。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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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已經擁有足夠資料確認身心疾病與社會環境脫離不了關係，其緊密性超越新自由主義或個人主義的願意承認的程度。「都是個人的責任」聽起來既高貴又輕鬆，彷彿疾病是個人心智的缺乏與軟弱，此看法不僅在作者所在地美國、在台灣也比比皆是。社會中最不缺乏的就是污名化、偏見與獵巫：在重大社會事件發生時，這些沒有發聲管道卻受著苦的人們往往最先被拿來興師問罪，人們則自傲地認為自己正揮舞正義的大旗。你看不見受苦的人，不是因為你有多高貴或努力，只是因為你還幸運而已。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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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還活著。當憂鬱症回來的時候，每天早上睜眼，第一個浮出的通常是這句話。​
今天不是新的一天，但我還活著。​並不是多麽頑強抵抗自毀欲望的人，也不是什麼將生命捧入最高道德殿堂的人，只是單純的存在並等待著，等待必須被感受的存在本身，憂鬱與否。活著意味著有機會正面迎擊，活著也可以是在需要的時候任性地逃避喘息，活著就是可以在打開家門時看到貓用身體說愛，活著就是願意對生命中微小的瞬間感到心碎或感激，​活著就是還願意相信。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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​相信在片段與片段的時間軸中，我有能力安放自己，面對下一次可能會來或不會來的陰影，​相信在所有事情發生、所有疤痕纏繞的軀體上，或許有人還願意聆聽。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