終其一生與權勢保持距離：Edward Said《知識分子論》

知識分子的代表是在行動本身，依賴的是一種意識，一種懷疑、投注、不斷獻身於理性探究和道德判斷的意識；而這使得個人紀錄在案並無所遁形。知道如何善用語言，知道何時以語言介入，是知識分子行動的兩個必要特色。

（本文最初寫於2020，新增修訂於2025五月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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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年前有位曾經親近的朋友在聚會中興高采烈地告訴我，他去面試了一間知名企業，該企業CEO正是台灣著名的賣台、反同代表人物。見面之時，他歡欣地分享面試過程，並稱讚該位CEO親切、誠懇。我質疑該朋友上談判桌的動機，他辯稱：「只是一個有趣的經驗嘛。」沒過多久，我便得知他接受了這份工作，成為該CEO的個人公關打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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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有如五雷轟頂，不知為何內心湧現一種被背叛的羞辱感。這衝擊並不單是政治立場的對立，而是價值體系的根本裂解。我極少認定誰是我真正的朋友，那份認定中包含了價值體系的認同，而我深深相信，價值觀與邏輯，就是品味的展現與延伸。這份信任遭到了背棄，也讓我深刻體認：並非人長大後變壞了，而是壞人長大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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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覆思索自己是否反應過度，是否過於理想化了友誼裡的道德邊界。但當我重讀薩伊德的《知識分子論》，便再次確認自己對某些原則的執著不是偶然，而是一種支撐自己的價值體系。薩伊德筆下的知識分子，並非受薪的意見領袖或政治顧問，而是一種道德的立場：他們應當是社會的批判者、局外人，以「業餘者」的身份自居，不為權勢服務，不為利益折腰。真正的知識分子應當拒絕成為霸權的裝飾品，而要質疑主流、發聲於邊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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薩伊德以「流亡者」為隱喻，強調知識分子必須保持與主流社會之間的張力。這樣的流亡，既是地理的也是心理的。知識分子必須不斷反思自身處境、認知權力結構，並以語言為武器，進行一場不對等卻堅定的鬥爭。他提出「世俗知識分子」的概念，要求我們將真理帶入公共領域，挑戰體制、挑戰假象。知識分子若不自覺其知識的生產位置與政治後果，就會成為殖民話語的合作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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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而今日的媒體與公關產業早已與權勢深度共生，知識份子形象多淪為市場包裝、甚至成為政商的潤滑劑。他們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做出了選擇，將權力與話語權視為意義，轉向個人利益。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，薩伊德所描繪的知識份子形象，顯得過於理想，甚至天真。但正是這種天真，讓我感到慰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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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也想起Christopher Lasch的《菁英的反叛》。Lasch以犀利的眼光指出今日知識菁英階層的斷裂與背叛，他們自視甚高，卻與社會基層日漸疏離，成為一種漂浮在上層的精緻階層。與薩伊德相比，Lasch更強調知識菁英的責任失落，是一種對「公共善」的遺棄。我常將這兩本書並置思考，一如我將內心衝突與友誼幻滅並置思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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價格與價值本為兩種概念。當過去這位朋友選擇了價格而屏棄價值，我便知道這不是職業選擇，而是立場選擇，是道德品味的選擇，如何活著、如何成為與成為什麼的品味。就我而言，這是一種個人與社會、個人與他者的戰場；但令人哀傷的是，我們也如Zygmunt Bauman 所言，「知識分子最大的困境，不在於敵人太強，而是他們連戰場都找不到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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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本書出版於 1994 年，距今已超過三十年。《知識分子論》更廣義地表述了他對知識分子的理想與期待。相較於批評者，我認為這本書在 2025 年最值得自省的地方是：面對普遍娛樂化、弱智化的媒體語境，以及民粹主義藉此壯大成為日常之惡，而強權也在我們的視野中以無聲的方式持續進行著屠殺；無聲，意即沒有反抗之聲，或來自自我審查的沈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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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這樣的時代，知識分子最迫切需要的或許不是更犀利的技巧，而是最基本的誠實。誠實，是我們僅存的尖銳，一種每日都在被磨損、因而更顯脆弱的尖銳。誠實也是一種殘忍，它要求你睜開眼看見痛苦，它撕開用偽善包裹起來的無知，看見自己便宜行事地套用廉價結論來逃避思考的矛盾與痛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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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有看似「絕對正確」的言論，往往毫無意義。若你只是說：「戰爭本身就是邪惡。」或是「政治就是很髒」並以此為由拒絕理解歷史脈絡、拒絕分析衝突中複雜的權力結構、拒絕討論比例原則、拒絕觀看悲劇中的人性光輝與脆弱、拒絕思考國家暴力如何細緻滲入你我日常。這種說詞不是中立，說穿了是怯懦，是知識貧乏的怠惰、拒絕思考的冷漠。不必選邊站、也不必痛苦，自以為是的沉默，將永遠服膺於強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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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識分子的應許之地，應是一塊仍敢夢想、仍存人性希望的所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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沙特曾說：「希望是行動的內核。」而這樣的希望應來自於誠實：對自我誠實、對世界誠實。在種種不可能中掙扎、在現實壓制下仍不願放棄那顆堅毅不屈、不願交換的核心。正是這個核心，使知識分子仍願意推石上山，即使知道這世界正等著將其碾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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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推石上山的過程，就是希望的過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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唯有懷抱這樣的希望，我們才能在極權、從眾、反智媒體與權勢誘惑面前劃出一塊屬於批判思考的空間。還有希望相信著有些信念值得我們為之奮鬥至枯竭，有些反抗是透過日常的實踐來爭取哪怕只是視閾的空間。就算天真，也是知識分子對這被糟蹋之世界所做出的，拒絕沉默的回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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