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一顿法国家常菜

我们是在十月中旬到的法国。

葡萄藤的叶子已经发黄，街道上有点风，走在路边，能听见鞋底擦着落叶的声音。阳光还算好，不冷不热，照得人脸上发暖。

她说要带我去她家吃顿饭，和她父母一起。我点点头。我们也没正式说过什么，但事情慢慢走到了这个节骨眼上，也就不需要再说。

我从行李箱里翻出一件灰色旧呢子外套，袖口有些磨毛，搭配得很勉强。她看了看，说：“这件可以。”

我没问“可以”是对谁说的。

坐火车去图尔，一路上她靠着窗户刷手机，我看看窗外，有点出神。她偶尔侧过头来问一句“冷不冷”“你要不要喝水”，我摇头。车窗上映着她的影子，有点淡，像我小时候家门口老裁缝贴的玻璃纸。

她父母的房子是红砖墙、白木窗，一棵杏树种在前院，树底下落了一层叶子，没扫。她按门铃的时候，我把酒瓶换到了左手，站直了些。

门开了，是她妈妈，穿着围裙，脸上的褶子很深，但眼睛不糊。她说了一句我听不懂的话，语气很轻。我冲她点点头，说了句：“Bonjour.”

她爸在厨房切面包，戴着一副老花镜，身上那件毛衣有些旧，袖口翻着。他看见我，点了点头，说：“欢迎。”

她家桌子很大，橡木的，铺着红白格子的桌布，桌布中间有个小烛台，没点火。她妈妈端出一盘橄榄和一碟奶酪，说：“先随便吃一点，菜还在烤。”

我说：“好。”

坐下来的时候，我才发现那把椅子有点矮，坐下去膝盖抬得高了些。她在我旁边轻声说：“不用那么紧张。”我点了点头，没说话。那会儿我确实有点紧，但也不是怕出错。只是那顿饭之后，很多事就成了定局。

第一道是土豆汤，汤面上漂着几片香草，碗是深蓝色的粗瓷碗，手感很重。我喝了一口，说：“有点像冬瓜汤。”她笑了，说：“可我小时候最讨厌喝。”

主菜是烤鸡腿，皮烤得发脆，旁边配了些奶油焗土豆和炒蘑菇。她妈妈给我夹了一块鸡腿，我道了谢。她爸慢慢吃着，偶尔抿一口酒。饭桌上没那么多话，但也不冷场。

她爸问我：“你会做饭吗？”

我说：“会一点，简单的。”

她妈说：“她不太下厨房，你以后得多做点。”

她翻译了一句，然后偷偷看了我一眼。我点点头，说：“可以。”

酒是波尔多的，不算贵，但很顺口。我喝得慢，基本是小口抿着。她爸酒量应该不错，脸上一点没变。她妈只喝了一点，就起身去厨房端甜点了。

甜点是她妈妈做的梨派，皮很酥，馅是切得很薄的梨片，摆得整整齐齐。她爸吃了一块，放下叉子，说：“你吃得不错。”

我说：“好吃。”

她妈笑着看我，说：“你要是能留下来，我再教你做这个。”

我没接话。她低头切她那块梨派，没看我。

饭后她爸端了两杯李子酒，说是自己酿的，颜色深得像墨水。我端着杯子，轻轻抿了一口，酒不烈，但回味有点酸。

他招呼我去后院走走，说“天气不错”。我跟着出门，院子里铺着细碎的石子，灯光打在杏树枝上，影子一条一条。

我们并肩走了几步，他忽然停下来说：“她小时候怕黑，睡觉要开着灯。”

我说：“她现在也是。”

他看着院子的另一头，说：“你得照顾她。”

我点了点头，说：“我知道。”

他没有再多说，转身进了屋。我在原地站了几秒，把杯里的李子酒喝完，甜味在舌根停了一下，像是她妈做梨派时多放了一勺糖。

那天晚上我们睡在她小时候的房间里，屋角摆着一个小书柜，上面堆着些法语童话书。我脱了鞋坐在床边，她在洗漱。我看着天花板，忽然觉得这房间太静了，静得让人没处躲。

她出来后对我说：“我妈挺喜欢你的。”

我说：“她梨派好吃。”

她笑，说：“你今天表现得挺像一个绅士。”

我说：“是你让我穿这双皮鞋的。”

她坐在床边，说：“你会不会后悔？”

我说：“还没吃完那块鸡腿呢。”

她没笑，但眼睛弯了一下。

我们后来回了中国。她带着那张梨派的手写配方，还带了一小罐迷迭香种子，说是她妈让我种的。

那张纸现在还在我们家厨房最底层抽屉里，字迹淡了，油渍斑驳。有几次我收拾东西想扔掉她都拦着，说：“那是我妈亲手写的。”

她后来做过一次梨派，用的是超市冷冻皮，梨也不太甜，烤得有点焦。我吃了两块，她说：“我妈的好吃多了。”

我说：“你也不赖。”

她没说话，把剩下那块切成两半，给我留了一半。

这些年我们日子过得不紧不慢，饭也都家常，最多加个汤。她偶尔还提起那顿饭，说她妈那天烤鸡烤得有点老。我说：“我吃得出你爸那天是故意不太说话的。”

她问：“你那时候紧张吗？”

我说：“也不是紧张，就是知道，从那一顿饭开始，就要开始过别人的生活了。”

她“嗯”了一声，没有接话。

有些饭，吃着是饭，吃完了，是路。那一顿饭之后，我们回了中国，她成了我的家，我也慢慢不再是以前的我。

现在回想起来，那顿饭没什么特别的菜式，也没人说特别的话。但桌上的每一个动作，都像是她父母在把她一点点交到我手上。

我没说我会做得多好，但我吃干净了那块鸡腿，也吃完了她那半块梨派。

在一个陌生国家、一个陌生厨房里，我坐下来，吃完了那顿家常饭。

也就走进了这段人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