列宁主义的存在主义悲歌——当长期理性消失，系统仅以“多活一天”为目标运行

当一个系统不再规划未来，它并非立即崩溃，而是进入一种只为避免今天失败而运转的生存态。

引言：从“宏大理性”到运行真相

传统政治叙事常假定：高度集权体系之所以存在，是因为它拥有超越个体与短期的宏观理性、长远视野与整体规划能力。然而，现实中我们观察到的，却是一套明显透支未来、不断积累结构性风险、却仍顽强维持稳定的系统。

这并非简单的“背叛理想”，也不必然意味着顶层存在一个精心设计的阴谋室。

更可能的真相是：

系统已经不再运行于“长期主义”轨道，而是退化为一种最低风险生存态——做一步，看一步，多活一天是一天。

本篇并非控诉道德失败，而是尝试对一种晚期政治结构的真实运行态进行冷静描述。

一、当动机在结构中消失：长期主义为何成为不可承受的风险

在高度集权、高不确定、责任向下转移的体系中，长期主义并非美德，而是一种系统性风险。

任何试图进行结构性改革的人，都会立即暴露在：

• 不可预期的连锁反应

• 无法外包的政治责任

• 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集体免疫反应

系统因此形成一种稳定偏好：

奖励短期可见成果，惩罚触及根本结构的行动。

动机并非被个体放弃，而是在进入系统后被自动吸收、格式化、去时间化。

不是“没有人想得长远”，而是：

任何真正的长期行为，都会被结构视为对稳定的威胁而被排除。

长期理性在这里并非堕落，而是被系统性淘汰。

二、战争与经济：不对称风险塑造的行为选择

高度集权体系的行为逻辑，并非由“意图”主导，而是由不同风险的可外包性决定。

1. 战争：不可延宕的终局风险

战争意味着：

• 个人与家族风险无法外包

• 资产、权力、生命同步暴露

• 失败无法延迟、无法粉饰

对一个海外根基薄弱、筹码有限的统治集团而言：

战争≈主动开启实体清算。

因此，它被系统性回避。

2. 盘剥经济：可延宕的结构性衰败

与战争相反，内部盘剥具有独特优势：

• 后果渐进

• 成本可向社会下沉

• 风险可转嫁给未来

• 可被维稳与叙事覆盖

于是系统形成一种稳定偏好：

对外极端风险规避，对内极端风险容忍。

拒绝外部失败，却能忍受内部腐烂。

三、流寇 × 坐寇：恐惧与利益的结构合成

流寇式不安全感并未抵消坐寇式利益结构，反而发生了危险合成：

• 不安全感 → 极端控制

• 极端控制 → 结构僵化

• 僵化 → 更激烈盘剥

• 盘剥 → 经济衰退

• 衰退 → 更高控制需求

这并非阴谋，而是一台**“可控衰败机器”**。

它既无法改革，也无法崩溃，只能通过不断加压来延迟死亡。

四、非理性由理性构成：时间视野的系统性压缩

在微观层面，所有参与者都高度理性：

• 官僚保职位

• 地方保数据

• 国企保垄断

• 安保保权限

• 中层保乌纱

• 顶层保继承

但更关键的是：

系统与个体在时间理性上发生了同构。

系统的目标是：

• 今天不出事

• 今年不失控

• 本届能安全交接

个体的目标是：

• 今天不倒下

• 房租能交

• 家人能看病

双方都被压缩进“当下生存区间”。

宏观结果因此呈现为整体性非理性：

每个人都在理性求生，却共同推动系统走向死亡。

五、共感机制的断裂：从“理解人民”到“管理变量”

当统治阶层的生活成本、医疗风险、教育压力、未来不确定性被制度性隔离，共情并非道德问题，而是能力失效。

群众的痛苦，被翻译为：

• 数据异常

• 舆情波动

• 不稳定因素

反对意见（不分意识形态），被统一视为：

无法被现有管理框架吸收的噪音。

治理逻辑由此发生倒置：

问题不再是“我们如何为他们服务”，而是“如何更好地管理他们，以维持系统顺畅”。

群众路线因此虚化，不是因为被遗忘，而是因为它已无法嵌入真实运行逻辑。

六、长期理想的消失：不是背叛，而是系统症状

当短期生存占据全部决策空间，系统出现一个不可逆症状：

长期理想的功能性死亡。

理念仍在，但只剩装饰意义；叙事仍在，但不再指向未来；改革仍在，但只为维稳服务。

这不是虚伪，而是意识系统的退化。

身体尚存，方向已失。

七、为统治而统治：存在即合理的结构倒置

在系统晚期，权力完成一次本体论反转：

• 从工具 → 目的

• 从手段 → 存在本身

统治不再服务任何未来目标，甚至不再服务自身的长期存续。

统治继续，只因为统治已经存在。

这是一种自我指涉的稳定状态：

不是有效性维持权力，而是存在本身成为唯一理由。

八、存在主义悲歌：多活一天的政治学

在这样的结构中：

• 人无法改变系统

• 系统不允许长期

• 结构不允许改革

• 利益不允许未来

• 机制不允许觉醒

决策者不再是主体，而是系统的代谢器官。行动不再是选择，而是被迫执行。

历史不再由意志推动，而由结构疲惫推动。

当未来无法诞生，过去也无法死去；系统只剩下维持自身的本能，形成一首由恐惧、盘剥、僵化与短期主义组成的存在主义挽歌。

附录一：其是什么，其实不重要

名称不重要，旗帜不重要，叙事不重要。

重要的是：

• 人是否能体面工作

• 收入是否真实增长

• 社会保障是否成为权利

• 风险是否不再被个体独自承担

任何拒绝触碰利益结构、却声称代表人民的体系，其结局都只能是：

不断剥夺其赖以执政的那些真实生命体验。

人或许会被迫“多活一天”，

但人永远不会忘记：

他们本不该只被允许如此活着。

附录二：恐惧如何通过“管理化语言”转化为控制

在高度不安全的统治结构中，恐惧并不会直接表现为暴力，而是首先表现为感知方式的改变。

当统治者的权力来源、资产安全、政治未来高度不确定时，“理解他人”本身就会被重新评估为一种风险行为。真实的共情意味着重新暴露于未知，而未知在流寇式心态中等同于威胁。

于是，共感机制被系统性切断。

群众不再被感知为“与我共处同一现实的人”，而被重新编码为：

• 可测量的数据

• 可预测的行为模式

• 可干预、可管理的变量

治理语言随之发生转变：

• 权利被翻译为成本

• 诉求被翻译为噪音

• 痛苦被翻译为稳定风险

在这一语言转换完成之后，控制便不再需要道德动机。它成为一种技术上最安全、政治上最稳妥的选择。

极端控制并非源于恶意，而是源于一种对不确定性的极端规避。

控制减少变量，管理替代理解，稳定压倒真实。

当人被完全变量化时，系统会逐渐失去对真实社会状态的感知能力，只能通过不断加压来维持表面秩序。

最终，结构僵化、盘剥加剧、经济衰退与合法性流失并非意外后果，而是这一管理化逻辑的自然结果。

当恐惧无法被承认，它就会被制度化；当人无法被理解，他们就只能被管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