張韶涵、東亞麻瓜、烏合之眾、平庸之惡、動物農莊

張韶涵的新歌《麻瓜，》無疑是近年來華語音樂少有的深度表達作品。MV新穎奇幻，畫質細膩，畫面充滿創意，歌詞有力、影像華麗、編曲克制而鋒利，而她的聲線——帶著辨識度極高的清亮幽怨，溫柔卻帶刺，慵懶卻不妥協的唱腔——撐起了整部作品的情緒底座。這種「不完美但持續探索」的藝術姿態，本身就是對「討好型創作」「市場馴化」的反擊。她沒有浪費自己的天賦，她還在演還在唱，還在突破自己，沒有退讓，沒有在妥協裡沉默。”；她在用音樂和身體進行一場「非典型女性」的舞台行動。她在做一場屬於自己的修復儀式，不再是被逼表演的「好女孩」，而是在為過去的被平庸之惡毀滅的自己，嘲諷你們只是麻瓜！這可笑的規則，允許惡對善的吞噬，卻不允許善對惡的質問。

MV乍看是視覺盛宴，實則佈滿隱喻。鏡頭語言與造型暗藏《動物農莊》《烏合之眾》《平庸之惡》的隱線文本：那些沉默的群眾、默認的惡意、被鼓勵的合群與盲從，才是殺人不見血的刀——最可怕的暴力，往往來自「幸福的普通人」，荒誕的，機械化的，烏合之眾式的麻木的同一種嬉笑的人群臉譜。

你們這些喝彩的看客，想要所有人沉默，讓聲嘶力竭的都被毒啞。你們這些沉默的共謀者，想要所有人和你一樣丟掉真心，隨便溫良恭儉讓的敷衍別人再敷衍自己一下。

大部分的東亞人都對其他東亞人說，合群一點。你好我好大家好。張韶涵就是被這樣的合群毀滅和抹殺，沉寂了好幾年，如同被毒牙。停止進化的麻瓜啊，看不得任何一個「張韶涵」不合群的跑到前面去。他們先是裝聾作啞的一派和諧，然後在處刑女性的時候就像迎來了狂歡節，每個人都積極熱烈，處刑的快感是他們唯一的誠實！

誰讓你要高高在上！誰讓你要光芒萬丈？誰讓你要與眾不同！誰讓你單純軟弱！

張韶涵說：規則！指鹿為馬的規則？！老娘今天就是來砸規則的！

（但我還是想說，如果不是張韶涵，只是一個普通的他者，一個 nobody，就不配質疑、不配凝視、不配打破規則嗎？他們還能活著嗎？歷史早就給出過答案：在這片土地上，太多開口的平凡人，從來不是被傾聽，而是被噤聲、被毀掉、被當作祭品扔進烏合之眾慶典裡。）

唯一的遺憾在於：音樂太短，而MV太長，意象的鋪陳蓋過了旋律的遞進，讓某些層級的情緒被視覺稀釋了。但作為一場舞台上的文化還擊，它依舊成立，依舊值得一看。

奇幻，淡淡的倦怠，人群中放空的空耳狀態，凝視那些拙劣齷齪毀滅她的看客。她在凝視他們！
她在嘲諷麻瓜，她在思索是不是丟掉真心就能展示催眠自己一下，合群的麻木一下，學做停止進化跪下的麻瓜。

為張韶涵鼓掌，期待她下一次的作品。

她的聲音依然清澈得像玻璃杯碎裂那一刻的殘響，不屬於當下流行工業的任何一個模子，卻準確切開了那些看似「普通」的惡。她以前單純簡單地完成自己，閃閃發光，而這樣的她啊，多麼像美麗簡單的阿奴， 那個可愛的劉品言。

流暢的流暢大提琴，在轟鳴喧囂嘰嘰喳喳裡，虛弱但穩定地陪伴她的吉他和小提琴——帶著優雅哀怨從骨縫裡劈出來的鋒芒，穿過喧囂，人聲鼎沸，張韶涵的聲音在暗夜裡如夜鶯一樣不能被覆蓋，像是她從深井裡挖出來的自己的聲音。

她還沒有真正的癒合，於是，她說----丟掉真心就能催眠自己一下。

然而令人唏噓的是，哪怕她早已用實力證明一切，仍有不少人執著於攻擊她的政治立場，以此為藉口掩蓋他們曾參與過怎樣惡毒的集體圍剿。她曾經被臺灣的媒體生態與道德綁架幾乎吞噬殆盡——沒有制度保護她，沒有主流為她發聲，她不是被某个记者误伤，而是被整套不愿保护她的舆论—娱乐—道德生态联手吞噬。甚至連一句誠摯的公開道歉都沒有。那一群自詡“講理”的麻瓜群眾，曾用“孝道”這把道德屠刀，逼迫一個女兒在聚光燈下交出順從的血書。你可以說那是媒體誤導，也可以說是誤會，但那些看著她痛哭、轉身去買下一張黃牛票的人，從來不曾反思自己為何會這麼殘忍。也從來不曾給她道歉，你們差點殺了她，卻連給她寫一封道歉信都不敢的可笑卑劣的麻瓜。

幾天前看到她演唱會的片段，當粉絲大聲喊出點歌〈阿刁〉時，她的眼神一瞬間恍惚、錯愕、震驚痛苦，彷彿當初被臺灣娛記們圍堵時候的場景再現！——她以為聽到的是“退票”。那一秒鐘的惶恐，像是一場創傷再現。直到耳麥那頭的人再三確認“是〈阿刁〉”，她才緩緩笑了出來。這笑容是緩解的，但也是遮掩的，是被誤傷過無數次的一個女人，在確認自己終於“被理解”之後的反應。那個眼神，令人心碎。

我曾說過，我不喜歡〈阿刁〉歌詞中那句“命運多舛”。不是因為它寫得不好，而是因為那是對東亞話術的一次妥協。這片土地上，有太多的邪惡人禍，被“命運”輕描淡寫地蓋章收尾：祥林嫂、駱駝祥子、阿刁、張韶涵，還有最近被遼寧某大學以“與外國人有不正當交往”為由開除的女性。每一個個體的崩塌都被解釋為“命該如此”，從不追問誰在製造命運、誰在用傳統文化的名義殺人。

她们一再倒下，而命运，却总能全身而退。

這正是《平庸之惡》的當代表徵——作惡的人從不認為自己在作惡，只是「按規定操作」；《烏合之眾》也早已提醒我們：群體的盲目性、狂熱與非理性，能讓人迅速放棄道德判斷；而《動物農莊》的悲劇在於，最先喊出「平等」的那些人，最後成為了規則的守衛者與暴力的操作者。

東亞文化深諳此道。他們極善於將體制性暴力外包給「幸福的普通人」——那些拿著鍵盤高喊「她不孝」的麻瓜、那些看熱鬧的圍觀者、那些信奉「完美受害者才值得同情」的偽善者。他們在上海逼死了李寧玉，在香港逼死了陳寶蓮，在台灣用道德敲詐摧毀了張韶涵的演藝生涯，在日本逼死了中森明菜。在這一連串「他者的死亡」裡，受害者往往必須身披潔白聖袍才能換取生還的機會，否則他們連哭泣都會被質疑動機。

張韶涵從《隱形的翅膀》走到《麻瓜，》，從那個被包裝成「芭比娃娃」的乖乖女，到如今唱出《麻瓜》的浴火女王——她用嘶啞中透亮的嗓音質問你我：**我們，是不是也曾是那個舉起石頭的人？**

她身上的傷口，來自於我們的冷漠、看戲、吃瓜、冷眼旁觀、幸災樂禍、自以為是的公審譏諷、孝道綁架與道德操控。

幸好她沒有被逼死，
幸好她找回了屬於她的舞台，
儘管那些傷害她的惡毒看客從未真正道歉，
儘管她的創傷從未真正癒合。

但她不再需要原諒這個世界，
她只是決定——不再等它來解釋。
她用這首《麻瓜》為自己發聲，
也用這首歌，譏諷那些曾用孝道之名公開摧毀她的人。

我始終不喜歡《阿刁》歌詞裡那句「命運多舛」，就像我厭惡那些站在街頭、打著為人消災解厄名義、卻富得流油的光頭老道們。

東亞的命運，從來不是命運，百分之九十九，都是人禍。

我曾在舊文中寫過：「東亞的命運論，是一種系統性轉移責任的工具。這是一套把順從包裝成美德，把壓迫說成天命的杀人工具！」那些被羞辱、被逼瘋、被逼死的他者，從來不是「命不好」，。而是因為他們沒有順從這套邪惡毒制預設的標準。

張韶涵不是第一個，也不會是最後一個被文化處刑的女性。只是這場文化獵巫的標靶之一。

魯迅筆下的祥林嫂、老舍筆下的駱駝祥子、現實中被指「與外國人交往不正當」而遭大學除名的中國女學生——這些「阿刁們」，並不是「命運的犧牲品」，她們是系統性結構下的「次等人」，是被整個文化集體默許犧牲的底層劇本。

這不是個體的不幸，而是文化機器對「他者」精準的宰割。這是一場由家庭、輿論、媒體與政權共同協作的文化絞刑。
而這台機器的燃料，就是那些「幸福的普通人」。

這些「平凡人」，麻木不仁，滿臉和煦地參與一場又一場集體殺女的盛宴，讓人厭煩至極。
而我們所熟悉的東亞系統，在這一機制上早已爐火純青。
它用孝道、合群、女性道德、國族標籤、「完美受害者」敘事，完成對非典型個體的道德絞刑。

它教女人：「妳可以痛苦，但不能崩潰」；
它教女人：「妳要堅強，但不能憤怒」；
它教女人：「妳可以優秀，但不能不孝順」；
它教女人：「妳可以有自我，但不許說出不合群的話」。

他們殺女虐女早已進入流水線式的儀式：一次次熟練的重複，一招鮮吃遍天。
他們得意極了，想把這樣的勝利，用「命運」的名義再傳承幾千年。

張韶涵的每一次舞台演出，都像是在與這些文化魔咒搏鬥。
她不是在唱歌，她是在以聲為刃、以身為盾，為那些曾經倒下的「阿刁們」重塑一種反抗的方式。

她用她的生存，擊破「完美受害者」敘事；
她用她的發聲，替那些被迫沉默的女性再度開口；
她用她的嘗試，宣告：「我值得存在，你們還沒有打倒我！」

這首《麻瓜，》，不只是她的藝術作品，它是她的宣戰檄文。
針對冷漠的大眾、偽善的媒體、溫吞的道德規範，甚至東亞文化那套系統性厭女結構的一記回旋鏢。

女性不是被命運打敗，而是被結構處死。張韶涵是堅強的，是沒有被公開處刑逼死的倖存者。

從阮玲玉、陳寶蓮、張韶涵到中森明菜，東亞厭女處刑的盛宴從未停止。她們相似的故事，共同揭示了東亞父權社會如何在不同行政體系、時代背景下，聯合「道德＋媒體＋孝道＋審美系統」，完成對「不乖」女性的集體絞殺。

東亞文化裡，那些「高貴的女人」，從來不是因為命不好而倒下。
她們被逼退、被逼瘋、被逼死——不是偶然，而是系統運轉的結果。
每一次公眾女性的「崩塌」，背後都藏著一次冷靜而精準的社會協作：道德羞辱＋輿論鞭笞＋家庭規訓＋合群處刑。

她們不是跌倒，是被推下去的。

她們不是軟弱，是不肯下跪。
她們不是命不好，是活得太像自己。

陳寶蓮：「慾望女性」必須被毀滅

她是東南亞娛樂圈的「紅衣祭品」。性感、美麗、張揚，成名於情色片盛行年代，卻從未被允許擁有「真實的痛苦」。她愛過、瘋過、逃過，最終從香港高樓一躍而下。但到了2025年，回望她的一生，每一個啃食她的人，都認為自己無罪——因為他們自信地拿著「東亞文化」當尚方寶劍！

大眾視她為「妖女」，媒體消費她的「瘋態」，社會卻拒絕承認她曾遭遇的控制、剝削與遺棄。
當她說「我很孤單」時，沒有人聽見。

她的死亡，被包裝成「一個不知收斂的女人的下場」——
可她不過是太真實，太不肯裝乖。

她死後，無人懺悔，無人負責。
輿論只剩下一句冷血審判：「她活該。」
——這正是東亞文化對「性」與「女性」的聯合絞殺術。陳寶蓮被媒體長期跟拍、污名化，貼上「墮落女性」標籤，至死無一人為她發聲。女性不能主動愛，不能失敗，不能離開男人。寶蓮因感情問題屢遭指責「自甘墮落」，所有社會攻擊都歸咎於「她眼光差」，最終等於「她活該」。

張韶涵：孝道的絞索，家人是第一批劊子手

她不是殞落，是被家人出賣、媒體圍獵、社會集體嘲笑而活剮。當年她因母親財務問題暫停工作，卻被包裝成「棄母不孝、脾氣差、情緒病」，隨即被封殺、退賽、剪輯、撤資、解約。這些圍攻她的人，就像一群封建落後的原始人，要她為孝道獻祭。

她沒有任何反抗的空間：
她不解釋，被說冷漠；
她解釋了，被說炒作；
她哭了，被說情緒病；
她笑了，被說沒心沒肺。

她的事業，一夜之間毀於「孝道敘事」與「道德霸凌」。

當她再次復出，聲音依舊穩如鋼鐵，卻再也無法擁有當年「天后資源」。
她的復出，不只是對沉默的對抗，更是替整個東亞被孝道處死的女性發聲。

我很高興她站了起來，重回她的舞台，
就像這幾日「三日書」主題活動裡，所有寫下自己故事的女性創作者們一樣——
一邊反抗，一邊摸索，一邊治癒自己。

無論是陳寶蓮這樣被貼上性汙名的女性，還是張韶涵這樣被孝道綁架的女性，她們所遭遇的，都是東亞文化對不服從者的處決儀式。

中森明菜：愛錯人不該是死罪，但在東亞是

明菜在日本，是一位近乎神話級的存在：才華橫溢、感情真摯、歌聲如刃。然而，她因為「愛上渣男近藤真彥」而被整個日本輿論連坐處死——儘管她被背叛、被欺騙、被羞辱，甚至最終吞藥自殺，卻被罵成「情緒勒索」。

她哭，被說「太作」；
她忍，被說「沒骨氣」；
她想死，被說「耍手段」。

整個日本娛樂工業，溫柔卻致命地謀殺了她的人格權——她的情緒不再被理解，她的痛苦不再被允許，她的復出永遠被當作一場笑話。

而她的「罪」，只是：在愛情中太真誠、太不冷靜的女人。

演藝圈對女性幾乎沒有「老去」的容忍度，卻對男性極其寬容。以美為標準，是將女人貶為可消費的視覺物件。她的才華被誤解，她的情緒被污名，而她的死寂，成了這個系統完美運作的證明。

阮玲玉：「人言可畏」的背後，是東亞默許的公開處刑

作為上海「合群式話語暴力」下的第一個犧牲者，阮玲玉不是不堅強，也不是不聰明，而是被逼進了「完美女性」的死胡同：
既要溫柔體貼、又要大氣隱忍；
既不能說真話、也不能回應謠言；
既不能反抗、也不能情緒化。

1935年，她留下「人言可畏」四字遺書後自殺。她不是第一個被媒體逼死的女人，卻是第一個留下證據的女性。可那四個字，並沒有警醒東亞，反而成了遮蔽加害結構的「文藝道歉詞」。

她的死被簡化為「美人命途多舛」，甚至被浪漫化、殉情化、美學化，真正的結構性暴力反而被掩蓋。

從阮玲玉，到明菜，到張韶涵，這些女性被逼至崩潰的過程，從未有人為之負責。她們的「瘋」不是疾病，是極限抗爭；是沉默文化裂縫下的一次次爆炸。

她們不是偶然事件，而是連鎖處刑劇本

她們不是「命不好」或「愛錯人」這麼簡單。她們的遭遇，是東亞父權文化如何懲罰「不聽話的女人」的系統樣本：

• 用媒體操控群眾感官

• 用孝道殺人不見血

• 用戀愛羞辱粉碎女性人格

• 用「完美受害者」標準噤聲倖存者

最可怕的，不是某個具體加害者，而是那些手持鍵盤、冷眼旁觀、念著「誰叫她不乖」的幸福的普通人。
他們知道自己在作惡，但他們不在乎。

請不要再當舉石之人

我們呼籲每一位讀者：
不要再當那個把石頭遞給暴力機器的「普通人」。
不要再用「誰叫她不聽話」的語言參與處刑。
不要再轉發那些羞辱女性的段子，不要再默許媒體的戲謔與斷章取義。

請停止對女性的群體沉默。
請為那些「不夠完美」但極其真實的女性發聲。
請記得，我們每一次沉默，都可能成為下一位「她」倒下的推手。

停止複製加害，
從不再舉石開始。

《沉默之惡》（The Evil of Silence）告訴我們：

系統性壓迫最可怕的，不是鞭子、刀子、審判，而是讓妳以為“沒人逼妳”。

東亞社會最擅長的處刑方式，從來不是直接殺人，而是用羞辱、沉默、評判、審美、孝道、戀愛等“善意名義”，慢慢剝奪一個女人的意志，讓她自己跳下去。

每個人都說：「她太敏感了」「她心理有問題」「她活該」。
但這，正是沉默之惡最陰毒的部分——

她被處死，而社會毫無負罪感。

《反抗的義務》（The Duty to Resist）則指出：

當妳看見不公而沉默，妳就不再是無辜者，而是體制的延伸。

我們之所以書寫她們的名字，不是為了哀悼，更不是為了消費悲劇，而是為了讓她們的經歷刺穿這個體制的盔甲。

她們的痛苦，是社會逼妳「表演懂事」、逼妳「溫柔妥協」、逼妳「無聲自證清白」的結果。

她們不是偶發，而是制度。
不是崩潰，而是抗爭的極限形式。

我們書寫，是一種紀錄，更是一種召喚。
不要再做那個舉石的人，也不要再當那個幸福的沉默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