講座文字精華｜回頭的風景：楊翠談家族、虧欠與書寫｜兩廳院藝術出走：給自己的情書「三日書」系列活動

是次活動為兩廳院「藝術出走計劃」一部分，透過藝術回應超高齡社會，活動合作方為 Matters，在8月、9月份進行「給自己的情書」為主題的「三日書」，邀請大家寫下自己的故事。

本篇文章是當日講座的精彩分享與發言。

楊翠：我今天會從幾個層面分享，第一個是自己的寫作經歷，怎麼去呼應今天的主題；第二個是我看了各位書寫的一些感受與回饋；第三個是我在事前收到了琳琅滿目的提問，我都看了，也統整幾個面向的提問來回應大家。

為什麼是這個題目（回頭的風景－與中年以後的自己對話），有兩個原因。就文學創作而言，跟自己對話是無時無刻在發生的。當你一提筆，你跟自己就會產生很多複雜的，無論是相互依靠，或者是交鋒或對立、對辯。文學的本質之一，就是自我對話。這個題目還是出得有點溫柔，因為事實上我已經是初老之年了。第二個就是中年以後人跟自己的對話。當然我們無時無刻不跟自己對話，但中年這個時間節點，是一個非常特別的時間節點。

幾個敏感詞
這個題目裡面有幾個敏感詞，第一個是尷尬的時間節點，中年或進行式的中年以後，而且無法讓它停止，它會持續地延伸，然後就變成初老之年了。在這個時間節點裡，我們回望過去，或者是說跟當下的自己，當下的自己由三個時間形成：一個是過去的自己，所以你在跟自己對話時，過去的自己會跑出來；另一個是未來的自己。因為是中年，而且是中年以後，中年以後的以後的初老年，你會去想，那麼剩下的人生，我要如何？我過去如何、現在如何，剩下的人生我可以如何？所以這個題目是要去回應有點尷尬的時間節點，這個時間的節點，它會召喚更多的時間性進來。

第二個也是一個很尷尬的永恆課題：我們知道我們永遠離不開的就是自己，我們帶著我們的肉身，不管你喜不喜歡它；我們帶著我們的靈魂，不管你了不了解它。基本上我們很難跟自己分手，就算你要跟自己分手，也會百般痛苦。所以我覺得這也是另一個尷尬的、而且是永恆的問題，就是自己，以及自己跟自己對話。

當映昕來找我談，說我們可以寫些什麼，我覺得這也許是一個文學亙古的母題，而對我個人而言，是我當下已經面臨了十數年的一個問題。當然在提問裡，也有年輕人提到「可是我只有十七歲呀！我也要思考自我」。當然我們每個階段都在思考自己。只是中年跟中年以後，三個時間會同時迸現，你會同時在自己的三個時間的宇宙當中，這就非常奇特。

我的家族
（投影片）這是我前不久發的一個臉書貼文，因為它跳出來，要我弄一個十年前後的照片，但明明這張下面的照片根本就不是十年前。上面的照片是我現在的照片，2025年；我是1962年出生的，下面這張照片是我二十歲，所以是四十幾年前。

但無論是臉書，或者是自己在某一個生命時間當下的遭遇，都經常喚起這樣的片刻，或是這樣的一個時間點，你會想到某一個時間點的自己，在上面的那個時間，想到下面的那個時間的自己。雖然那時間、那兩張照片可能會置換，但是我們會有無數這樣的時刻。那我們怎麼去面對這樣的當下時刻，透過文學又可以做什麼？

我覺得每個人的課題不一樣，我的課題就是我的家族。我的家族在很多人眼中，可能是榮光，因為我有一個作家祖父；我小時候只要寫一個作品，別人就會說：「她阿公是作家，所以她當然會寫作啊！」大家都知道這不是當然，但我就要背負這個。

我的家族又有一些暗影的籠罩，因為我是屬於白色恐怖的三代，我的父親跟母親是二代。無論是光或影，我想對於三代或者是後代來講，都是你不想去背負的，可是有時候，它就在那裡了，或者是它浸透成為你生命肌理的一部分，你沒有辦法把自己剖開，把那些東西找出來，無論你喜歡不喜歡，它已經完全跟你融在一起了。我到了很久之後才意識到，除非我面對它，否則我可能沒有辦法走開，因為它還是會如影隨形地跟著我。

我覺得每個人都有不同的課題，所以當這個「此刻」、這樣的畫面出現的時候，我們想的不一樣。比如說在各位的創作裡，我也看到每個人的節點不同，每個人思考的問題不同，我覺得非常有意思。

自己與自己的時差、平行宇宙
我們永遠跟自己是有時差的，我們好像跟自己共時存在，但其實我們跟每個共時的自己，都有時差，而且那個時差各式各樣，每個人都不同。

我覺得我一直跟自己有非常微妙的時差，2025年，我在63歲的當下；但是我有另外一個我，還擱延在另外一個時間當中。停泊在那個時間，並不是非常風和日麗，可能我想要出航但是擱淺了，沒有辦法離開那個時間。

我看了各位的作品，我發現每個人也有這個時間。我們自己跟自己的，各式各樣的時差，或者是有些人可能有一個未來夢想的時間，他可能一直活在那個未來性的時間當中。我們經常會同時並置兩個時間，一個是當下的時間；一個是過去的某個時間，或者是未來的某個時間。

所以我覺得我們本身就是平行宇宙的概念，自己跟自己的平行宇宙。我最近因為這些思考，非常喜歡去查關於多重宇宙、平行宇宙、廣義相對論跟量子力學，這種微觀跟巨觀的宇宙的概念，會發現這個概念提醒我很多，關於我自己本身，認識我自己，也可以用來面對日常當中的遭遇。

當然比較老生常談地說，在宇宙中我們真的像灰塵，其實是地球像灰塵，我們是灰塵中的灰塵這麼小。但是我們又可以無限大，一個人可能就穿插了多重的宇宙。各位的作品讓我看到，每個人都有多重宇宙，而且今天的你、明天的你、後天的你，每一天的你都有不同的面貌或是精神的樣態出現，非常有意思。

穿越、蟲洞與樹洞
也因為我們跟自己一直有時差，或者多重的自己一直在平行宇宙當中，所以生命中必須不斷尋找「蟲洞」來尋求「穿越」。就像宇宙蟲洞，我們會「啪」然後到另外一個時間、空間，去跟那個時空的自己對話。

通過穿越，我覺得最精彩的是，我們銘刻了更多時間的紋理。我們說我們在中年並置了三個時間線，那如果我可以找到穿越的蟲洞呢？假設那個蟲洞是文學，也許同時間我就穿越了三個時間線的三個我，我們會跋涉更多的人生道路，有更多的生命風景。我們跟我們自己，如果能夠找到一個通關密語，如果可以找到那個蟲洞，也許就可以開啟這種無限的穿越跟對話。

這個對話有時候不見得是愉悅的，很多作家朋友會告訴我，書寫是療癒的，但是書寫不是一次性的療癒。書寫是透過對話，在某一個特定的時空狀態中，感覺到自己和自己握手。你跟自己握手了，你們可以一起再往前走了，然後你又遭遇風雨，你又需要跟自己握手，那你又透過書寫 ...... 書寫不是百憂解，它不是一次解，它基本上是尋找一個能夠持續走下去的可能性。我也看到有夥伴在書寫裡提到，寫作或者是跟自己對話是為了持續，我覺得跟我的思考是很接近的。

我覺得文學可以是樹洞，也可以是蟲洞。樹洞跟蟲洞不一樣，樹洞是一個安頓、聆聽，蟲洞是穿越跟轉換。我2022年在鏡好聽訪問了11位作家，覺得他們都非常精彩。其實這是非常不好做的 podcast，妳得要先讀他們的東西，全部讀了以後再找題目，再跟他們對話，對話的不是我自己，對話的是這位作家。我訪問了11位作家，談他們的記憶，他們的文學樹洞。

我想分享，我當時找楊双子來訪問，先簡介作家楊双子，其實她本身就是一個穿越者，她穿越了很多，包括主體跟主體之間。很多人知道楊双子是雙胞胎，若慈跟若暉。楊若慈是我中興大學的學生，楊若暉是歷史系學生，當時我跟她們都非常接近，她開始走向創作的道路後，我看見她用文學穿越了她跟雙胞胎姊妹的生與死、存在與消失，穿越兩個主體之間；她的文學穿越了台灣的歷史軸線，在文學史定義中台灣第一個成熟的女作家楊千鶴。如果各位有看過她的《臺灣漫遊錄》，會知道裡頭有兩個「千鶴子」，這兩個千鶴怎麼互相對辯跟對話。這種主體分裂、主體對話，楊双子是透過兩個人，但事實上這也可以是一個人，也可以是你自己跟自己的對話。

因為她是我學生，《臺灣漫遊錄》得了金鼎獎之後，還沒得美國的獎（National Book Award for Translated Literature），我就邀請她來節目。當時引起一些爭議，我覺得爭議本身是好，這些論爭剛好可以衝擊到我們對文學邊界的想像。當時她告訴學生們，對她而言寫作是一個多重穿越，包括說她自己跟自己的生命故事，她跟雙胞胎姐妹，以及她所關懷的台灣歷史跟台灣現實，現實跟歷史的多重穿越。我覺得好的作家會看見自己在多重的時空維度當中，不斷能動轉換的位置，這個位置可以讓文學本身得到某種藝術的高度，也可以讓自己作為一個創作者得到某種自我療癒。

這段來做一個小​總結，文學作為一個蟲洞，它有這樣的意涵：跨越疆界，無論是什麼樣的疆界，空間的、人跟人的、主體跟主體的，穿越時間以及打破線性時間的框架，其實我們沒有一直在時間線當中。穿透自我，也許我們物理上做不到時空旅行，可是在精神、靈魂、意識層面上，我們做得到時空旅行，而且是非常快速的穿越。這個穿越，我覺得會讓我們打開很多在現實中的僵局。它不一定真正帶來光明燦爛的未來，但是它可以開很多的氣窗，你可以召喚很多的光隙進來這個洞穴裡面。

找到自己的通關密語
第二個主題是，我們要怎麼找到自己的通關密語？對我來說，我的通關密語就是我一直要逃避的。很多的朋友都問「通關密語是什麼？」、「我要怎麼樣找到自己的通關密語？」，這個問題沒有任何人可以回答，所有通關密語都是屬於自己的。

而且通關密語可能是你一直不想面對、一直想遮蔽的，對我來說可能是我的家族吧。像開場跟各位分享的，原來我想要轉身離開的，可能恰恰就是我需要去面對、是我生命的課題，當我面對它了之後，會有很多的力量從這裡產生。但我要跟各位朋友分享，不要把這個力量想像得太過於機械化，好像吃了大力丸就能通關了。

我想用我不久在座談會裡說的一句話，跟各位分享究竟那種力量是怎樣的性質。在那個座談會，我又被介紹說我是楊逵的孫女，我從小就跟他一起住，我真的從滿月就跟他住，每次大概都會是這樣。然後他說，楊逵過世的時候，一大堆人去參加公祭儀式，我爸爸、媽媽、伯父都在場，可是參加儀式的人和家屬致意時，都是對著楊翠、都是去握楊翠的手，沒有握我爸爸的手，所以這是楊翠的榮光，他這樣介紹我出場。我聽了覺得真的是不行，這不是我的榮光。

我後來就出來說，其實我沒有一刻，包括現在拿著麥克風的此時此刻此秒，從我開始懂事之後、知道楊逵是誰之後，我沒有一刻不想要轉身離開，沒有一刻不想要不跟楊逵扯上關係。我每一刻都想要說：「我就是我自己，為什麼我要是「她」？」但是，每一刻內在都很掙扎、想要離開，可是又有另外一個力量把我留在原地。那種力量很痛苦，可是那可能就是我生命的力量，支持我走下去。

也許支持我們走下去的力量，不見得是那麼風光優美、景色宜人，可能跋山涉水、千巖萬壑，但是你會知道，這個力量支持你一天一天、一年一年，每一個過站，然後你會覺得這是有價值的有意義的。

我想跟各位講，家族不是我的榮光，或者是說榮光非常沉重，無論暗影或是榮光，都非常沉重，我一度希望它不要在我身上，但是最終我揹起了它。揹起它之後，我發現這種掙扎給了我更大的力量，這個掙扎形成一個辯證中的我，我自己不斷地跟自己辯證、拉扯、對話、協商、共處。因為我要這麼做，所以我身上產生了更大的力量，支撐我去面對。

比如說我曾經進入促轉會，也不止一次希望那時候沒有答應。去了促轉會後，才知道當大學老師有多麽 ...... 我不想用輕鬆這兩個字，可以說是輕快吧。當大學老師真的是輕快又清高許多。我去了一個會面對很多風雨的單位，我也不只一刻告訴自己，當時為什麼答應了？但是什麼支持我繼續走下去，並且我現在並沒有後悔，很辛苦但我並沒有後悔，就是那個辯證中的自己所產生的力量。

寫作之路
最早的時候，我的寫作是沒有楊逵的。真正開始寫作是國中到高中，當時我寫的是現在都不敢看的文章，非常為賦新詞強說愁。我那時候大量讀瓊瑤，我們60歲左右都看瓊瑤長大的，對吧。不是電視劇的瓊瑤，是看瓊瑤的小說。我是躲在棉被裡看瓊瑤的，我家非常小，只有十出頭坪，中間是餐桌，阿公睡那個通舖、我睡這個通舖，如果我開燈，老人家會醒，我埋在棉被裡，拿檯燈，有時候拿手電筒，這樣子去看。看的時候非常感動，大多數我都看到哭，忘我的哭，然後棉被就被掀開了，我阿公楊逵就站在旁邊。

第一次發生看瓊瑤痛哭被掀開棉被的時候，阿公掀開棉被的那一剎那，非常緊張，這個小女孩怎麼半夜痛哭呢？然後就看到我正在讀一本書，滿臉都是淚水。因為他也是文人嘛，他把書拿過去，看妳到底看了什麼書？看了兩三頁，丟給我說：「妳有夠三八的！半夜看書哭成這樣，是在哭什麼？」看了兩頁就覺得不是他的菜。但我還是繼續偷看瓊瑤，上課偷看、半夜在棉被偷看。

對我而言，少女時我的文學就是浪漫、言情的。台中女中畢業的時候，我跟同學互相發誓，說以後我們一定要找到白馬王子，當我們每個人找到白馬王子要結婚時，一定要一站一站地去參加婚禮，幻想自己穿上白紗有多麼的美麗，想像中的文學就只有這個。我知道楊逵是作家，但不知道他的作品到底是有什麼好，那不是我的菜，一開始其實是這樣。

（投影片）這是我當時的筆記本，只想要亂寫東西，不想要考試，找書來看、想好好讀書，是因為留長髮真美啊。看到捧書、長髮、談天說笑的大學生，就覺得自己要當大學生，是非常無聊的浪漫主義，但是很可愛。高中所有作品，我現在都有點不敢看，並不是寫得不好，而是有點害羞，但我覺得那是人生的過程，如果回到那時，我可能還是會過這種人生吧！

想飛的花園女孩
但是你跟這個世界的關係還有更多因緣，因為我有一個家族，大家看到畫面上右下角小女孩就是我，我後面乾巴巴、瘦癟癟的老人就是楊逵。我覺得每個人都有生命的課題，各位可以再繼續用寫作回應自己的課題，那我的課題就是「我叫楊翠這件事」。

我為什麼會叫楊翠呢？我1962年出生，楊逵1949到1961年在綠島。61年他期滿歸家，夢想要找地方弄一個農場，找到高雄鳥松有個法拍地。他去看了說：「哇！天啊！」他出來的時候是春天，當時橘子開始在開花結小實了，他是浪漫主義者，就開始幻想如果買了這塊地，立刻就會有第一波的收成。結果他沒想到，他只買了地上物，沒有買到地皮，也就是說他買到橘子、芭樂、香蕉，地皮的主人不肯再租給人家種果實，反正就發生糾紛，最後等於就是費了錢、背了債務，慢慢地流浪。我還沒有出生的時候，他們曾經住過豬舍，一家十幾個人住在現在台中的台灣大道，人家廢棄的豬舍，楊逵相中了豬舍後面石頭山上的一塊地，開闢了「東海花園」。住豬舍是1961年底，然後買大肚山的時候 是1962年。

當時大家都說大肚山是石頭山，不可能長出花，我媽媽是1962年懷我，我是1962年10月出生的，恰好就是他買那塊地、所有人都質疑這塊地絕對無法種花的時候，他說新生命滿月就帶回家，取名叫楊翠，說東海花園以後會青翠一片。所以各位朋友就知道，我從一出生就背負著一個符碼，那個符碼是東海花園以後會青翠一片。很多人說：「楊逵十多個孫女，為什麼是妳？妳真的好幸運喔！」我只是剛好生得不巧而已，就被取名叫翠，就必須要背負著這個符碼，作為一個文人墨客的隱喻，一直處在他身邊，讓他覺得這個隱喻終有一天可以變成真實。因為這樣，其實我是從小一直跟他居住，這就是我的成長過程。

（投影片）這張照片，是我決定我再也不要跟這個老人住在這座山上的時候！這是 1981年，我考大學聯考的時候。比較年輕的朋友可能不知道，那個年代是依照去年成績標準先填志願的，填了再去考試，落點在哪就是哪，一翻兩瞪眼，沒有其他可能。因為東海花園離東海大學很近，聽得到那邊的風聲，走路五分鐘就到教室，我高三的時候，阿公每次都會特別講一句很可怕的「都市鬼話」：「阿翠妳以後就去讀東海歷史系，打鐘再走過去都還來得及。」我那時候聽了覺得雞皮疙瘩，這太可怕了！我的一生全部都要埋葬在這座山上，覺得我沒有未來了。我那時希望能走出去看世界，特別是台北，這是我們那個年代文化想像的高原地標。在1980年代初，東海是私立學校，很前面的志願，所以當時填志願時，確實是有想要填，但是想應該不會進去吧！阿公一直問我：「妳有沒有填？」最後我中部學校全部跳過，一個都沒填，填了輔大歷史系。

那個年代放榜沒有什麼網路查詢，要去聽收音機、買報紙，在一大欄的榜單，密密麻麻的名字當中去找自己。我妹妹跟她的朋友講，從最後面的學校看就好了，如果我姊姊沒有在後面的學校，就是沒考上。放榜時阿公問我：「妳有考上東海歷史系嗎？」這個鬼故事就是，如果我填了，我真的就是東海歷史系了！這是非常可怕的事。可是我要告訴他，我成績沒那麼差，我是可以考上的。我高中的時候沒有認真讀書，都在寫東西跟看小說，我要證明我沒那麼差，所以就跟我阿公講說：「喔！我的成績剛好是東海歷史系，但我沒有填東海，所以我要去輔大了！」阿公三天不跟我講話。

也因為這樣子，我離開了東海，而我阿公剛好在1981年那年，因為咳嗽太久，感冒引發氣喘。當時第二代們說，這樣不行，如果楊翠沒有念東海的話，就沒有人陪他，阿公就得離開東海花園了。各位可能現在聽出來了，我從1981年考大學那一年，到現在2025年，這40多年我都在歉疚當中。因為這個虧欠，因為我填志願，沒有留在東海，以至於我阿公後面那幾年，到1985過世那一年，四年流浪了五個地方，對老人家應該是蠻傷的。我覺得這是我人生當中蠻大的虧欠，因為我覺得如果我沒有想飛，也許我可以陪他更久，而他能夠安穩的在他最喜歡的地方繼續生活，創作更多東西。也許可以活過台灣的解嚴，可以真的看見1987年，他一生的努力，可以看見自由的台灣的到來，這是我最大的遺憾。

拋入虛空的夢想磚
1981年我大一，1985年是大四下學期，正要考研究所前夕，我阿公過世了，3月12號，所以這是最後的幾張照片。為什麼我對時間那麼敏感，我1981年到台北，我已經知道我不適合台北，那時候已經很想回家，我每天都覺得住在山上，是我身心最輕鬆的時候。但是1985年阿公過世之後我才意識到，我們不是共時存在的，或是說我們是有時差的，老人的時間感跟少年的時間感迥然不同。老人的時間感，他在黃昏的時間感跟你在看落日的時候一樣，你以為還那麼燦爛，你以為它可以守在那個剎那，但你只要一眨眼，你只要一個不小心，低頭吃一個麵包、喝一口水，再一抬頭它就掉下去了。但是少年的時間會覺得 OK 沒關係，我大學四年畢業後就可以再回東海了，但我阿公等不到我考回去了。「夢想磚」是阿公東海花園文化園區的夢想，也是我陪伴他一起實踐的夢想，終於接不住了。

我們當時有給大家瞻仰遺容，我給他放了一支筆，旁邊是我父親，我哭得非常傷心，我父親安慰我，在那個時候，22歲的我之前大半的人生都是跟阿公一起住，我所有的喜怒哀樂，包括我的憤怒，我的眼睛蠻大顆的，天生就有阿公給我的眼袋，年輕的時候是臥蠶，但是一哭了就變眼袋。我只要一跟阿公吵架我就哭，然後阿公不理我。我第二天眼睛腫一大包去學校，我同學會問：「妳又跟妳阿公吵架啦？」這個是經常發生的事情，每個禮拜好多次。所有的爭執、回憶都是跟阿公一起的，妳不可能拋得掉。所以妳最後會擱淺在一個妳需要永遠去回顧的時間點。

這張照片我當時沒有覺得很可貴，這是楊逵的作品，〈壓不扁的玫瑰〉首次進入國中課本。第一屆讀到的，是我懷恩中學的上屆同學，我是第二屆讀到楊逵的作品，我記得國文老師翻開那一頁時，從作者簡介就開始皺眉頭，因為之前沒有這一篇：「楊逵這個人我不認識，他應該是虛構的，他應該不存在。」那個老師，因為他從中國大陸來的，我覺得他有某種獨特的體會，他可能覺得這應該有故事，應該不是一個真實的人，這個作品應該是托什麼人名之筆而寫的故事。然後我們的同學說：「老師老師！真的有這個人，他的孫女在我們班上。」後來懷恩中學四班，分成兩班讓楊逵來談，這應該是楊逵首次在國中談自己的作品，當時我就坐在下面看他，然後覺得有一點丟臉，突然間又回到小時候。

他（在照片裡）已經穿得夠好，但基本上他只有兩件外出服，穿到磨得差不多了。我們如果到市區去買菜，車實在太多，阿公都會想牽孫女的手過馬路，我一定把他甩開，覺得丟臉死了，這個糟老頭為什麼要牽我。我知道我錯了，但是少女就是會覺得很丟臉。他還要叫我去賣花，他的花真的有夠醜，我從來都賣不出去，我把花帶到小學的課堂，同學還說：「楊翠，你們家的花怎麼那麼醜？」我成長過程當中的暗影，其實還來自於我沒有跟父母一起住，從小需要做很多的家務，只有一個老的、一個小的，所以我從小學就要自己煮飯、帶便當，我的便當並不好看，但我的中學是貴族學校，只要一打開便當，我都覺得不好意思。

成長過程當中，很多印記的銘刻是很複雜的，到很後面我才能夠去解讀，這些東西都是我的資產，不是我的負債，那需要時間。所以我剛剛為什麼會講，我們都多重了我們自己，除非解開前面那個心結，否則現在的你不可能是輕鬆、輕快的。

走在回家的道路上
阿公是一個曾經被歷史遺忘的文學老人，坐臥寒冰床十數年才重新出土，對我而言他的東西非常沉重，我跟學生講，他們也會覺得非常沉重，可是那沉重他們可以不用去面對，但卻是我生命的本身。我曾經以為他是很老的人，但後來才發現，我從他身上不斷汲取了很多生命養分；我曾經想要把他甩開，但後來真的很認真去讀他的文學，發現非常樂觀主義，有向陽的精神，所以他才會說：「能源在我身，能源在我心； 在冰山底下過活七十年，雖然到處碰壁，卻未曾凍僵！」他是有生命火種的，那火種我後來一直從他身上取用了非常多。

從那時候到現在，我一直走在回家的道路上，包括今天跟各位分享、我所有研究、教學、寫作，或是我的社會參與。我沒有很認真寫作、沒有認真出版。我的好朋友，不管廖玉蕙、路寒袖或吳晟老師都經常罵我，我的散文如果有出版，可能八、九本跑不掉，但是隔了幾年之後就會發現，那些都過時了，就不想要再集結了，就這樣子一年一年拖下去。但是每個寫作的當下，我還是覺得療癒自己。對我來講，寫作不是出版或是成為作家這件事情，而是書寫過程當中，面見自己、跟自己說話這件事情是重要的，以及書寫的當下。

（投影片）這張照片是1985年，阿公過世是3月12號，我9月開學重新回到東海大學，去唸東海歷史所碩士班。我那時非常浪漫，因為贖罪心理，東海花園已經無法住了，我租房子，在東海別墅，就覺得每天都要帶書，然後到花園、「廢園」去守在阿公、阿嬤的墳墓旁，在那邊閱讀一個下午，看到黃昏了再慢慢踱步。那時候我留非常長的頭髮，捧著書，好像很浪漫的樣子。各位無法想像，我第一個感受到的是，我不斷被蚊子圍攻，根本無法浪漫。坐在那邊打開書開始要看，「阿公我來囉！阿嬤我來囉！」然後被蚊子一直圍攻，被咬到落荒而逃。下一天我就想，不行，我還是得要來，這件事情是我的承諾，就帶了蚊香。那時候沒有電蚊香，只有那種綠油油、一圈一圈的鱷魚蚊香，我自己都快被暈死了，蚊子還是繼續來，牠真的是太久沒有吃到人血了，繼續圍攻。

那是我第一次體會到「時間」這件事，原來已經日暮昏黃，故鄉這麼快就蒼老。我不過是去唸大學四年，阿公不過才過世半年，但是故鄉已經老去，我要用更長的時間，不斷長途跋涉，才能夠回家。我不知道那個家在哪裡，它不是一個物理性、真實存在的家，那是一個我一直想要去尋找，能夠安頓我自己的原鄉，但在物理上的家，就是蚊子跟雜草的天堂。

從綺麗少女到歷史原愛
剛剛跟各位分享到，每個人找通關密語之前，要先找出自己生命當中，到底需要去打開哪一個暗示，你要找通關密語，先要去打開生命當中的那一個Ｘ檔案、那個結節，你才能夠打開一條道路，才能夠走出去。那對我來講，可能就是家族還有我生命當中，跟阿公的這些相處過程裡面。無論是正面的，我從他身上認識到的台灣的歷史；或者是負面的，我覺得自己人生當中有一些追求，但是可能被大肚山阻隔了，雖然它沒有很高。

我重新回來之後，發現我的原初一直在那裡，我從跟阿公的相處過程中，一直聆聽，聽他跟別人聊天，很多來訪問他的人，問他問題的時候，其實我聽見了，我只是拒絕承認我聽見它。包括文學該寫什麼，不能感動你自己，就無法感動別人，這些東西其實我從小都聽過。

我想起有一次，大家說他是作家，我心裡想：「蛤！他是作家？這不對吧？」阿公確實是不像一般農人，我也不知道一般農人長什麼樣子，可是他會讀書、會寫東西，還會拿著放大鏡在唸英文。只是國中的時候他就破功了，我叫他教我幾句英文，讓我不要輸在起跑點，但我去講的時候被人家笑死，因為他那個日本腔的英文很可怕，比如我說：「那你教我老師怎麼講？」他就說：「剃甲」。（笑）大家說他是作家，可是我記憶中的國小、國中，阿公寫東西常常會問說：「阿翠啊，這個字要怎麼寫？」或是把他的稿子拿給國中或者國小五、六年級的我看，問我有什麼意見。我就想，那我不是作家的老師嗎？當作家真的是太容易了，我應該也可以成為作家。

於是我想說，雖然我是作家的老師，我還是寫一篇文章，讓你幫我看看，提點意見。那篇作品我記得非常清楚，因為我得到的回應，當時讓我有點不以為然。我寫了一個發生在長白山上，然後還下雪，時空場景是這樣的一個故事，一家人的故事。他幫我看了之後，就問我：「妳看過雪嗎？」我確實沒有看過雪。「妳知道長白山在哪？」我說我知道，在中國地圖上有見過。他問我下雪的溫度是什麼，我說我不知道，但我可以想像呀，他建議我還是先寫我知道的、我見過的，我可以感受的，之後我的想像就可以有更豐饒的土壤，長出更美好的想像，而不是天馬行空、沒有根據的想像。

我當時不懂，覺得為什麼長白山、雪不可以？而你還要問我字怎麼寫。其實我到很後來才知道，因為他是屬於「跨越語言世代」的作家，他40歲以前是在戰前，40歲以後在戰後，所以他40歲才開始學中文。我不想這樣講，但是他中文很多的精進是因為他被關在綠島。綠島有來自全中華民國各省的囚犯，他從他們身上學習了很多，也採集了很多民歌、民謠，不只是台灣的、在地的，還有中國各省的。那時候他想要寫街頭劇，街頭劇是要一邊唱的，所以就收集了很多那樣的東西。我那時候不知道，他們那個世代都非常的謙虛，希望更精進，所以連一個小學生都願意問。

等到我重新回家，這些東西也重新回來了，包括文學跟現實的關係，怎麼樣寫我真的能感受到，我生活裡面的經驗，還有這塊島嶼曾經發生過的，阿公的故事全部都被調出來了。原來他跟那些來找他的人說的那些故事，我都是記得的，這也是我後來會做台灣史研究非常關鍵的原因。

性別研究
為什麼我會做性別研究，第一是因為我從阿公的身上去看見我的阿嬤。原來阿嬤是更被遺忘的一群，日治時期有一群知識女性，她們做了非常多，為當代女性打開了我們自由空間，阿嬤等於是那個時代的婦女運動者和社會運動者，當時非常優秀、非常勇敢才能踏出那步，但是是被遺忘的。

第二是我的母親，我後來才發現，原來我在青春期一直對抗著的母親，她的生命經驗是這樣的。我最後會感覺到，我是因為父親跟母親吞進了所有的黑暗，吐出一點點的光，才養成了我。佛家說人生難得，其實一個人的肉身是被很多東西寄養而成的，每一個人不一樣，那我可能就是我的父親和母親。

我寫我阿嬤的〈從土匪婆到賣花婆〉。土匪婆是說她日治時期敢於當「土匪」，反抗日本人，戰後她專門賣花。我阿公一直以為他的花很好賣，因為阿嬤如果賣不完，怕阿公難過，就會把花拿到廟裡面去插，有時候去找我爸爸拿些零錢，或是因為她人面廣，有些人買她一束花，會給更多的錢，反正阿嬤就會帶回應該有的錢。從我所謂「番婆阿嬤」的歷史又看見，我是有原住民血統的，我阿公有平埔族血統，我阿嬤的阿嬤是排灣族，原來台灣有這麼多的混血。我覺得台灣最可貴的是多元性跟混雜性，我們不是「純種狗」、純種血脈的概念，我們是很多元的主體。所以重新回去之後，我覺得這對我自己而言是非常珍貴的。

因政治陷入暗黑海域的家族
政治受難者第二代其實非常辛苦。長輩的受害有各種原因，他們（阿公楊逵、外公董登源）都是1949年被帶走的，我母親當時11歲，父親當時13歲。董登源跟楊逵兩個人完全不認識，他們兩個同時被抓到綠島，關在那邊，楊逵比較年長，是知識份子，董登源是高雄鋁廠的工人，所以很尊敬他。

當時我父親去面會，董登源剛好在會客室當雜役，想說自己的女兒應該嫁不出去了，那個年代大部分的人都不願意跟政治犯家庭聯姻，看到這個年輕人好像還可以，看起來老實可靠，就去攀談：「你沒定親？你是楊逵的兒子？」他想了一計：等這個年輕人面會結束，要從高雄上岸回中部，托他拿封信去給他的女兒。他的說法是，因為在這邊寄信要被檢查，而且要很久才會寄到，你剛好要去高雄，可不可以幫我拿這一封信給我女兒？我爸爸就說好啊。那一封信，據我媽媽說，上面就是寫：拿信來的這個年輕人老實可靠，他的爸爸跟我一樣，也在這裡被關，你們兩個不用互相嫌棄，可以交往。

這個女兒這麼美麗，這是我媽媽的相片，放在照相館當看板，是照相館收了之後寄回來給我們的。看起來很貴族，其實她一年就是這麼一次，把她剃頭賺的錢，她11歲就當理髮師，去剪一塊布，做一件洋裝，穿著到照相館，披肩、書都是照相館道具，然後「咔嚓！」拍一張，之後衣服就束諸高閣。到我高中，媽媽的衣服我都還能穿，我偷偷去她的櫃子把她的衣服偷出來穿。她的青春就只有這樣子，就是這麼一剎那，很虛幻的存在，所以我們說照片不一定是真的。

我問我媽說：「這樣妳就跟人家交往喔？」我媽說，因為她也不知道未來能怎樣。她當理髮師時，曾經有一個大學生追求她，她回家跟她媽媽說：「媽，我可以接受他嗎？」她媽媽說：「我們的竹筷子，別想去夾別人的雞肉絲。」就是門不當戶不對，妳別想！所以因此就有了我，我不可能不去面對，如果沒有那段歷史，楊翠不會也不必存在。那對我來講，但願不必有我。因為如果沒有我，很可能表示沒有那段歷史，我的父親不用13歲就因此埋下恐懼跟陰影的種子在他身上，1999年他等於是政治暴力創傷症候群發作，住進精神病房，他不用受這樣的苦。

我後來有很多書寫，都是因為我要去重新看見他們，透過文學書寫，自己跟自己找到可以通聯的橋樑。2016年，我寫了阿公的傳記，又做了楊逵的特展。我只是一個文字工作者，竟然被邀請去規劃特展，而我竟然膽敢答應了，是因為我覺得這好像是我必須要走的一條路。我還在台中港區藝術中心策了一個可能到現在為止唯一的「受難者家族藝術聯展」，展出的都是我們這個家族的藝術自我療癒。

大家知道藝術可以治療，對我來講可能書寫就是一個藝術治療。我爸爸2020年過世，他過世前幾年，每天早上一直做的事情就是寫《和平宣言》，就是讓楊逵被關12年的那篇文章。楊逵是文字獄，《和平宣言》只有600多字，他因為600多字被關了12年。我爸爸每天早上練毛筆、寫小楷，他墨寶很多。我爸爸很會寫毛筆字，我們家以前比較窮的時候，他過年都在菜市場擺攤揮毫賣春聯。他就跟我講說：「我一個多鐘頭就寫好了一篇，可是我爸爸一篇就被關了十二年。」

我們展出了《和平宣言》、我姑丈的畫，我姑媽的手工花，就是東海花園的花卉，也展出了我妹妹畫的東海花園，她在畫的人是我，背著書包到東海大學，被迫去賣花，非常苦命；還有我弟弟很厲害，做了東海花園的模型。他們真的太厲害，我什麼都不會，我把我兒子的碩士論文放在那邊，想說不然你也展一下好了。這個藝術聯展真的療癒了我們，重新回顧我們在東海花園的生活，透過這個創作，找到了我們回家的道路。

在楊逵逝世30週年的時候，我們辦了音樂演唱會。最開心的是楊逵是一個音痴，他唱一首歌十次不會長一樣，我也因為這樣非常怨恨，因為我也是一個音痴，但是他寫了很多歌曲，他寫的街頭劇裡也用五線譜採集了很多歌謠，我都不知道他有沒有寫錯，他的詩文也被做成許多的歌，我覺得非常有意思。

暗影與陽光，安居與流浪
對我來說，我所有的通關密語應該就是家族暗影。我打開了它之後，可以看見前一個世代吞入了所有的暗影，餵養了我，所以我必須要承認，我是一個樂觀的人，我還蠻正面思考的，我蠻有正能量的。我之前在促轉會的時候，好幾次覺得快撐不下去了，但是還好我有這個東西，可以讓撐下去。我覺得它不是我自己養成的，我沒有這樣的能耐，而是因為我的家族，至少是我的父親、母親，用他們的暗影來餵養我，讓我覺得我的存在是需要感恩的，我是被餵養成長的，我生命的光，是他們燃盡了黑暗才有的，這對我而言是最大的一個體悟。

而它也是一個隱喻，從日治時期以來，台灣歷史上有非常多爭取自由平等，以肉身鑄劍的人，當時少有的知識分子，他們可以為自己成就更多，他們為什麼要選擇，像楊逵日治時期被抓去關了十次，戰後被關了兩次，一次差點判死刑、一次12年。這些都為我們打造了台灣現在，無論大家覺得鬧哄哄、很嘈擾，有時會覺得不安，但是我們還是必須承認，我們是有說話自由的國家、說話自由的島嶼，它不是平白掉下來的。就像我的父母吞入黑暗餵養了我一樣，前輩們也用肉身鑄成了今天的台灣。

所以我會如何介紹我自己呢？其實真正的我想要去流浪，我最大的希望就是去日本流浪的時候，買一張JR的票，坐到哪裡就停留哪裡，沒有真正的目的地，或者是找一塊地種花種菜，安居跟流浪。各位可能很難想像，我第一次到東華大學，我一看宿舍有大院子，就覺得太棒了，我可以種菜，我應該是校園裡面唯一一個種菜的老師。蚊子真的太多了，我是只露出兩隻眼睛在種菜，穿上雨衣、穿上牛仔褲，還是被咬到爆，我的老公不敢出去，他覺得我去「割肉餵鷹」就好，他待在玻璃窗裡為我加油。菜終於種起來了，可是被非洲大蝸牛吃到最後只收成五根空心菜，但我還是覺得非常開心。

可能我的願望就是這樣，去坐火車，要不然就是找一個安居地，不要接電話，不要看電郵。我總是交替兩種心情，總是想要轉身離去告別一切，以孤獨餵養自己，但是每個當下，我又更深地走進這個世界，也因為這樣產生了開場提到的自我辯證的力量。這個力量，是成為今天的我、能夠還微笑著的我的力量。

對「給自己的情書」徵文活動的觀察
楊翠：我分享了自己從打開家族的暗示、通關密語、找到和自己對話的那條路徑跟線索，這過程當中有很多的痛苦，也不是那麼愉悅，但是我覺得我很篤定，也沒有後悔。回來看這次徵文我所看見的部分：

第一個是跟我一樣，很多朋友都在回顧生命中的節點，原來中年或中年以後，我們可能都會陸陸續續地去回顧生命中的很多節點，我看到的篇章裡面，大概歸納了一些回顧的節點。

有些人回顧的是很高光的節點。破記錄的時刻、榮耀的時刻，但是通過書寫告訴我們的是，現在回想起來，那個高光、破紀錄或榮耀的此刻，可能剛剛好是孤獨的延伸，並不是他現在特別想要回去或重新抓取的，他在反思那個時刻，真的是我想要的嗎？我當時汲汲營營可能就想要追求這個，可是這真的是我要的嗎？有好幾位朋友做了這個部分的反思。

另外有些節點，可能是有些當下能不能夠微調、能不能修正、能不能重來。我剛剛跟各位分享：我有。我在想，如果我當時真的填了東海歷史系，非常悲催地留在大肚山上、東海花園，可是我相信，我有一天依然還是會走。很多朋友分享會想說那個節點，如果我調整了，會不會現在的我不一樣；可是現在的我，不就是因為我當時做了這個決定，才成為這個我了嗎？如果我想去微調，我就不能接受現在的我，我不接受現在的我，那麼我要如何跟現在的我對話？有好幾篇是思考這個問題。

有另外幾篇我覺得蠻有趣，那時候很痛苦，覺得再也不要經歷了，一定要立刻離開這個生命情境，可是現在想起來，那個時候的痛苦、恐懼、無奈，也許才有今天的我，能夠在後來的時刻裡面，面對更多、更大的風雨。像我剛剛說，我父母所經歷的黑暗，或者是我童年時在大肚山上的孤獨，因為那個孤獨，我到現在63歲，還經常會自言自語。那時候因為太孤獨了，我會把課本上家庭的杯碗瓢盆剪下來，娃娃人物也剪下來，他們家的廚房、客廳也剪下來，自己扮家家酒，自己扮演老大、老二、老三，所有的兄弟姐妹，然候自得其樂。我覺得那時候的孤獨，對於現在的我而言都是有意義的，因為等於是自己成為了五個我，自己跟自己對話，這就是文學的基底。

另外有些朋友的節點，我看到幾篇是當年離家，決定走向遠方的那一刻，有想要把自己留在那裡，但最後還是走了。那走了到底是可嘆的、有遺憾的，或者是留下更多時間和空間的間距？這個間距產生了更多的間隙，可能比我們永遠待在同一個地方開得更多，生命的可能性會更大。

而另外一個節點，是怎麼樣把自己從荒蕪的海域打撈起來的那一刻。書寫自己在傷痛的當下，如何跟自己一直不斷地糾纏、互相拉扯，當然在寫作的時刻都是已經把自己打撈起來，重新再面見自己。

另外也因此產生了很多「我跟我的對話」，很多篇章是自我，還有自我想像中跟自我期待中的自我對話，寫到以前希望自己做這樣的人，因為想要成為這樣的人，反過來剝奪或者是剝削了自己。我覺得每個人都經常在剝削自己，最後還是要對自己好一點，這是我63歲的體悟。我們常常受困於自己想像跟期待中的我，我們也許會指認它是別人想像或期待中的我，可是不要忽略了，我們可能已經不由自主，而且很深刻地內化了別人期待跟想像中的那個我，真正影響我們的，不是別人的那個我，而是最後它最後成為自己期待中的我。我給自己很多功課、要求、門檻。我是大學老師嘛，我常常都會跟我學生講，你要放過自己，不要給自己太大壓力。這些作品當中，也有這樣子，若干年後回顧，覺得其實應該要給自己更寬、更鬆，以及更自由和想像的自己。

有些人會問，那個期待中的自我，是自我誤識和誤區，我曾經一度成為期待中的我，所以我非常的拉扯、痛苦、掙扎，那我到底要否認那個我，還是要認同那個我？也有很多這樣的文章。我想要跟各位分享的是，沒有錯，我會告訴自己，我們不必一直活在「自我期待中的我」的圖像中，但是，過去因為自我誤識，或是對自己的期待而形成的那個我，也不必否認它。像我剛剛講，兒女情長、看言情小說的那個年代寫的文章，我今天不敢看，但是不敢看不表示我否定那個時候的我的存在。每一個我都是我，應該要這樣想你才能夠跟自己和解、跟自己共處。

跟各種自己協商共處，自體自癒，再向前方風雨前行，是我從這些徵文整體的觀察。有很多朋友都認知到，不是我現在想通了，前方就沒有風雨，前方自有風雨，但是你知道怎麼跟自己共處了，受創的時候、沉下去的時候，能夠再把自己打撈上岸，我覺得這才是我們透過書寫所要尋找的可能性。

最後的觀察是，「三日書」這個書寫到底對自己有什麼作用？上山下海、多方繞行、遭遇自身，是我看了各位的書寫最大的感受。特別想分享其中一篇我很喜歡的比喻，他寫三天書寫像三次潛水，第一次在水底發現暗流，第二次因為一定想要逃出暗流，浮在水面被光點照亮，第三次停在深處，看見恐懼的影子與我並肩游動。這恰恰跟我要分享的非常貼合，你不是跟完全治癒了的你一起往前走，而是跟可能還帶著傷的你 、還有些破洞的你，可能還是跟自己嘔氣的你，一起走向前方的風雨，但是並肩遊動。非常感謝很多朋友的分享，跟我要和各位分享的其實都有非常多交疊。

問答環節
聽眾1：關於書寫傷痛的過往，有什麼要提醒的？

楊翠：這個我特別想回應。書寫過往絕對不是吞下百憂解這麼簡單，書寫傷痛的過往一定會不愉快，一定會經歷陣痛感，就像你穿越暗影、黑霧，你會覺得那個黑霧讓你喘不過氣、無法呼吸。書寫傷痛這件事情，你可能會再度經歷痛，但是我覺得你會找到屬於你自己的出路。這個過程不要把它想像得太過於輕簡，也許你就可以有更多準備。但是我跟各位說，通過一而再、再而三的書寫，你會找到自己跟這個痛的對話、協商共處的路，你不可能真的把它弄不見。

我記得一個很好的朋友，他有六年都在看精神科醫師、做療程，六年後，醫師跟他講可以不用來了，他問醫師：「我痊癒了嗎？」醫師說，從他們的角度來講，沒有所謂真正的「痊癒」。我們每個人，基本上都背負著東西，每個所謂的「正常人」都背負著。找到方法跟它協商共處，是一個最好的方式。我的提醒是，如果寫得真的太痛苦就停下來，沒有一定要寫，不一定要在那個當下去經歷，但也許有一天你會找到可以通過的方法，會找到通關密語。

聽眾2：書寫的持續性如何養成？如何堅持每天都寫？

楊翠：我是屬於每天都會寫札記的人，尤其是有臉書之後，但是我沒有認為每天要維持寫文學創作，先把書寫成為生活的一部分比較重要。先不要想要成為作家、發表作品，一旦你今天想到要發表，或者要去參加文學獎，也會去評估這個文學獎的參與者，哪篇文章要寄給哪個文學獎比較容易得獎，我經常擔任文學獎評審，也多少知道。我覺得後面這樣都是好的、都是可以的，可是剛開始寫的時候要更自由一點，自由地跟自己說話，你寫成了篇章、修改了，再慢慢來想要投稿到哪一個單位會比較適合。

我覺得任何的堅持跟強迫自己，都是有點辛苦的，都是對自己有點暴力的，我覺得還是更自在，今天有什麼感受，可以寫兩行就兩行，寫一段就寫一段，有更深的感受就寫多一點，回到生活、回到自己說話原初的慾望，寫作就是說話的原初慾望，回到這個我覺得你會更自由。

聽眾3：進促轉會前後，對老師的寫作思考有什麼差異嗎？

楊翠：我必須要老實講，沒有太大差異。我之所以當時會答應，雖然我後來有點後悔，因為我不知道原來那個機關是這樣，那是一個新的機關，沒有人知道它會怎樣，我是一個學者，所有進去的委員，真的以為是做台灣轉型正義方案的規劃和研究，所以我們要看很多的檔案，然後寫論文、做研究笑。我沒想到會做這麼多行政工作。老實說，進去前有點幼稚，但是我覺得，當時的初衷就是這跟我的家族有關、跟台灣史有關，所以它只是不同的通路，但是殊途同歸。我要去問的問題，跟我要回應的自我的問題，是一樣的，所以沒有太大差異。

如果要說有什麼差異的話，我覺得進去的這三年中，自己成長蠻多的。我原本就是一個喜歡文學的學者、教育工作者，現實的部分相對沒有那麼地了解，可是我覺得文學作家不能夠昧於現實，自己關在自己的閣樓當中，我們還是需要打開看現實的窗戶。那個工作讓我在很密集的時間當中，非常赤裸裸跟鮮活地看見了現實，我覺得對我在思考問題的敏銳度是有幫助的。

聽眾4：寫作跟散文有什麼差異？

楊翠：應該這樣講，作文跟散文有什麼差異？國中、高中或者是大學聯考寫的作文，我們不會認為那是文學，因為那是被框架在一個固定的框框。很多散文名家，他們選擇用散文，因為散文幾乎是最自由的文體。詩很難論理，但是散文可以論理，詩論理要寫得好真的非常不容易，不是說完全不行，但要非常高明；小說如果要論理的話，真的非常難看；但是知性散文可以把論理寫得很好。所以，散文寬度最寬、自由度最高，但是並不是蕪雜、沒有邊界。一般我們會說散文要寫景不華，寫景，可是不是很虛華的景觀，你要天上人間，有人味、有溫度、有暖度。寫情不膩；1要拿捏適切的距離和情感的收放，這是困難的。說理不俗，可以論述道理，作文跟好的知性散文的不同會呈現在結構，還有最重要的就是創見。

另外就是敘事，散文最重要就是細節的拿捏跟刪減。散文不像小說，靠人物形象跟故事情節來吸引人，它靠的是描述、敘事。今天寫阿嬤的故事好了，你不能一直講阿嬤很可憐，從小時候到老都很可憐。可憐講了三次就不可憐了，你需要用很多細節、小故事去講阿嬤的故事。散文我覺得很重要的，是要有日常性、生活實感。可是要去選擇有效的細節，才不會被認為是繁瑣、流水帳。因此如果你要檢視自己的散文是不是好的文學作品，這些寫景、寫情、寫理先不談，最主要是你要怎麼選擇、怎麼剪裁好的細節進來，這非常關鍵。

我曾經在社區公民大學當過專任老師，當時我開了非常有趣的兩門課，一門是女性主義與流行文化，一門是讀寫女性生命史。那是1999年，我一個女老師，那時候還算年輕、不到40歲，大部分來參加的是退休男性，帶著非常挑戰的眼神在看妳上課，另外有一些阿嬤。我要他們寫生命史，有個阿嬤就告訴我：「老師妳不要叫我寫作業！」我問為什麼，她說自己因為搶不過家裡的電視，家裡有兩台電視，一台要給孫子、孫女看；一台要給兒子、媳婦看，他們上班回來太辛苦了，沒有電視看，看到公民大學的海報，想說不然來上一下。有一個阿公也說「妳不要叫我寫作業！」 他上課是為了戒菸，想著至少上課時間不抽菸。我跟他們說，每一個人都有說故事的能力，剛開始可以用你的方式去說故事，這兩個阿公阿嬤，後來成果展都非常的精彩。

阿嬤在包包裡放一個麥克風，剛開始很尷尬，後來她習慣了，想到就自己錄音，先用聲音轉換成文字，再慢慢去修，真的把她的生命故事說得非常精彩。所以在社區公民大學，你就會看見阿嬤突然間變成了素人作家，阿公本來是要戒菸的，菸好像也沒戒掉，他多了一個文學創作，有些真的出版了好幾本書，然後也能寫詩。還有阿公跟阿嬤一起去上女性主義的課，在課堂上吵架，吵一吵之後，到了成果展的時候，阿公竟然可以報告李昂的《殺夫》。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文學音符，你可能適合寫詩、寫散文，要找到適合唱出自己文學音符的樂器，就能唱出屬於你的樂章。

文學系所的年輕學生也一樣，有些人一直想寫詩，覺得詩高等一點，其實沒有高下之分，但他一直覺得自己要寫詩，有個寫詩夢，但他的文學直述不一​​定適合詩，或者說，至少在這個階段，他的文學語感、文感不適合寫詩。我一直都認為我不適合寫詩，我喜歡把話都說得很清楚，我蠻適合散文，因為我覺得我會適合這一種說話方法。每個人有自己的方法，你把它找到了，一定就可以開出你的文學花園出來。

無論如何，我覺得所有的創作、所有的閱讀，應該都是「有感」，不是為了文學獎，也不是為了成為作家。我有個學生寫了篇文章，寫一個年輕人為了成為作家所受的苦。我跟大家說，也許他可以先不要成為作家，先不用受這個苦，先去體驗生活，他就可以成為作家。這句話我曾經送給我的年輕朋友，包括做創作、做研究的，我一直覺得研究也是要有感的研究、有溫度的研究。沒有什麼是一定要寫的，除非那個問題撼動了你，除非你能撼動那個問題。

聽眾5：如果家族跟家鄉的歷史很沉重，要怎麼樣去梳理當中的情感，再去展現想法或者是書寫？有沒有什麼沉澱是要注意的？

楊翠：有一句話我非常喜歡，老生常談叫做「筆墨無法形容」，但我更喜歡「至苦至樂皆無文」 ，一開始情感很深刻、很深邃，在很深的痛苦或歡愉的時候，是無法寫得好的，真的需要經過一些洗滌跟沈澱的工作。

而最好的沉澱，我的個人經驗是兩個：一個是你不要認為你在「寫」它，我通常會用寫札記、日記的方式來書寫。寫的時候，你在抓取現在非常原初、純粹、自然的感受，還沒有要把它錘煉成一篇可以被閱讀的完整文章。先寫給自己看，過程中就是沈澱跟理解自己的一種方式，我會稱為「自己跟自己的諮商室」，好像自己開了諮商室，通過書寫再說給自己聽；然後你又換位成為諮商師，再跟自己說話。書寫有點類似這樣的味道，自己是同時是治療師、諮商師，也同時是創傷者。但這樣要怎麼能夠成立呢？在諮商室裡面，你有個信賴體系，你知道這些事情不會有外面的人聽見。可是如果你在寫的時候就把它當作文章要去投稿，這個壓力就會來，是無法沈澱的。所以我會建議先用雜寫、札記的方法，把自己的書寫當作諮商診療室的概念來做書寫。

第二個是類似的閱讀，你可以多多閱讀類似的東西。因為在文本中，會讓你能夠用故事召喚故事，反過來它也用通路召喚通路。今天把它寫出來，某種程度來講他有找到一個通路，那你也可能透過那樣子的閱讀，找到自己的通路。

我現在有點像吳晟老師，吳晟老師跟我講，他每次去演講都有年輕人問他：「老師！你可不可以教我該怎麼寫作？」他只回答一句：「我只能告訴你們，就把筆拿起來寫嘛！」其實寫作無法教，但是我們可以分享這個過程，怎麼通過更自由地，自己跟自己有信賴體系的情境來做書寫，以及閱讀跟自己生命情境類似的作品，從裡面找到可能性。

聽眾6：親人過世這些沉重的話題，年輕的時候其實寫不下去，但是後來把細節跟記憶都忘記了，也覺得挺可惜的，在這個記得與遺忘之間，可以做些什麼呢？

楊翠：我阿公過世的時候，我先做了幾年的噩夢。那時我在台北媒體工作，根本不可能寫這個，完全沒有辦法著手。很奇怪，每場噩夢都是我阿公要死了，每場夢都是不同的死，被毒死、被車撞死、生病檢查出癌症死了，我都是人在外面，飛奔回去要救他，最終都救不了他。當那個痛還是以噩夢式存在的時候，其實是打不開那個結界的，我覺得需要一些時間。

陳義芝老師有一本散文叫做《為了下一次的重逢》，同名的單篇散文，寫的是他兒子過世，白髮送黑髮人，這夠痛了。他兒子在加拿大， 出去看新的世界、追求新的未來，結果就這樣沒有再回來了，他過了好多年才寫出〈為了下一次的重逢〉。你可以去看這一本跟這一篇，我每年都會選給文學作品讀法的學生閱讀，我要讓他們去讀父親怎麼去面對他的痛，他通過的是文學。他最後透過宗教信仰，可是事實上不是那個教義本身、不是狹隘的信仰想像，而是在那邊，他找到了對話的可能，無論是佛經、某種儀式，都可以沈澱跟醞釀的力量。多年後，你沈澱下來再回來重新提筆，也許就可以找到你書寫的方法。

聽眾7：老師剛才說我們找到通關密語之前，要先打開生命中的暗示，可是我們怎麼去判斷、去摸索到那個暗示可能是什麼呢？因為我們的生命是如此的複雜，日常生活中我們有不同的角色，跟那麼多人的關係，有可能我們會花很多很多的時間，以為這個暗示在那裏，但其實後來反而是這邊。老師有沒有一些摸索的經驗？

楊翠：我不認為暗示、通關密語只有一個。可能每一個生命的階段，都有幾個創痛源，或是都有幾個喜悅點，都有幾個你可以從那裡，無論是穿越或是跋涉而過的通路。我倒不會覺得那個暗示是或不是，你只要覺得有感覺、有觸動，那就是了，你就去寫，不用問這是不是我最主要的，或這是不是就是我的路了。

最後送大家我很喜歡的另一句話：「生命需要繞行」。可能你走著走著，走進了一條岔路 ，發現前面已沒路了，是一個死胡同；可是你可能下一次又彎到另一條路，彎進去看，也許就是一座綺麗花園；下次再彎進另一條路，可能是深山密林。生命繞行了之後，你的風景就會千奇百樣，高山大河是美好的風景，但是枯山水也是美好的風景，每一處都可以是風景，旅人到處是風景，我覺得這是很棒的一個過程。所以不必想說這是或不是、好或不好，而是只要有感覺都去試試看，生命需要繞行，你會有更多風景。

（全文完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