拆解厭女之必要：Kate Manne《不只是厭女》​

性別歧視是科學的，厭女是道德的。父權秩序因此具有霸權的性質。

詞彙的精確定義，是任何深度討論的基礎。Kate Manne 在書中將「性別歧視」（sexism）與「厭女」（misogyny）深度分析得極為清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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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別歧視有其歷史脈絡與體制根源，往往以「科學」或「客觀事實」之名強化父權秩序的合理性。即便這些所謂的發現未必正確或帶有偏見，卻為性別不平等提供了長久的認知基礎。Donna Haraway 在《猿猴、賽伯格和女人》中也提出類似觀點：科學並非中立，而是深植於性別與權力之中的社會建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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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較而言，性別歧視的核心假設「女性不如男性」容易理解，然而，「厭女」這個詞卻往往被過度模糊或誤用。Manne 反對過去將厭女定義為需要透過「非人化」才能達成的道德理解，相反地，厭女是「太過人類」的男性凝視。所謂非人化，亦即將對立性別視為他者存在，不夠具備存有，亦即身為「我族類」的人類本質。 有一派論述認為厭女即是將女性非人化，但這與性別歧視容易混淆，「非我族類」、「不夠優秀」，這與歧視的論述一脈相承，不足以在現今社會道德上明確劃分厭女的定義，也因此容易模糊焦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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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anne 提出關鍵：「Women, All Too Human」厭女邏輯下，女性不是被視為不具人性，而是被視為過於人性。她們被要求給予、照顧、無條件包容與愛人，成為「道德義務主體」。也就是說，厭女不否定女性的存在價值，而是以道德期待規訓女性的行為，並透過道德框架將其劃分為「好女人」與「壞女人」。厭女是父權的延伸，它維持父權，讓不合格的女性無法逃離性別秩序的規訓。厭女不是父權的創造者，而更像是某種警報系統，當女性不再順從、拒絕扮演照顧者或犧牲者時，這個系統就會鳴響，警告她「越界」了。這樣的道德敘事隨環境與權力關係而變形，使得厭女現象無所不在，而且，厭女者不必是男性，女性厭女者亦處處可見。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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厭女者將女性應當成為的模樣建立為一套完整的道德結構，並延伸出蕩婦羞辱、身體羞辱、檢討受害者等行為。那些抱怨「女權太高漲」的人，往往並非真的反對平等，而是在抱怨女權撼動了他們對既有性別秩序的依賴與特權。他們混淆了個人經驗與社會制度，把國家政策（如當兵）、人際互動（如AA制）與性別文化糾結成一體，轉而合理化自身的不安與憤怒，形成「脆弱性暴政」。諸多其他例證如#MeToo 運動被反攻為「女權獵巫」、婚育選擇被批為「自私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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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性厭女者則將自身視為好女人的典範，對他人女性進行道德教化。她們複製了男性凝視的語言與價值觀，並將其內化作為自我定位與他人審判的準則。什麼是「好」？什麼是「應該」？這些問題在她們眼中早已有了預設答案，而非開放辯證的討論空間。日常隨處可見女性對其他女性的諸多指教與責難，當一個好母親、當一個好妻子、當一個好女人；女性厭女者將「女性應該成為的」視為某種道德天條，而將那些不願意被道德綁架的女性視為「壞女人」，進行猛烈攻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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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傾向太過迅速地相信自身的不安感受是證明不良人格的證據。

當人感受到威脅，便會直覺地傾向攻擊、疏離、責難來維護自我價值，這正是厭女現象潛伏的土壤。我們受制於父權環境囹圄，無論是道德論述、倫理概念，抑或如何成為一個「合格的人」。 父權框架下無論性別誰都可能是受害者，當我們必須討論、釐清概念以深入拆解道德結構上的不平等時，人們對於定義的不理解而輕易標籤，或是害怕被指責，彷彿一旦穩固的道德框架被鬆動，即是某種倫理上的瑕疵，而這又同時意味著人格的不良。於是，厭女論述在尚未被充分理解與界定的情況下，便被過度消費或污名化，使真正的問題無法聚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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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抗厭女的第一步，是理解它是什麼。它不是個人情緒的投射，也不是單純的「討厭女性」，而是父權文化中以道德之名要求女性扮演特定角色的壓迫形式。我們要拒絕那些將人類複雜行為簡化為性別義務的論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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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好女人」與「壞女人」的二元分類如同「好男人」與「壞男人」的窠臼陷阱。當我們去除性別標籤，回到人的行為與責任本身，才有可能真正拆解那些偽裝成關懷的壓迫。沒有人有義務扮演他人定義的正義角色，也沒有人能替他人決定該如何活。批判不等於仇恨。我們需要捫心自問：我們願意試圖拆解壓迫，還是只是盲目而持續地替已經穩固如山的父權延伸其壓迫？我們必須避免落入脆弱性暴政或是對想像中的他者的仇恨，理解批判的本質在於對公平正義地追求，性平勢必意味著權力的鬥爭，為了追求平等，必須鬆動與拆解父權的不平等，但這不意味著對任何性別的盲目仇恨，真正的正義，不該以任何人的傷害為代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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辨識生活中隱性或顯性的厭女，是鬆動父權道德框架的日常實踐。我們不該再要求女性給予更多、包容更多，而應學會與他人平等相遇。放下對性別角色的預設，是走向真正人我關係的起點：這不是激進的要求，而只是邁向彼此理解的第一步。